成的使用价值量的增加，他完全离开总是以交换价值的增加为前 提的资本家的利润来考察这个绝对利润。这样的解释完全被他进 一步的叙述证实了。 他是这样说的： “在商品的价格中，我认为有两个东西是实际存在而又彼此完全不同的： 商品的实际价值和让渡利润。”（第２４４页） 可见，商品的价格包含着两个彼此完全不同的要素：第一，商 品的实际价值；第二，“让渡利润”，即让出或卖出商品时实现的利 润。 ［２２１］因此，这个“让渡利润”是由于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品的实 际价值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是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产生 的。这里，一方的赢利总是意味着另一方的亏损。不会造成“总基 金的增加”。利润—— 应该说是剩余价值—— 是相对的，并且归结 为“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斯图亚特自己舍弃可以 用这种办法来说明剩余价值的看法。他的关于“财富的天平在有 关双方之间的摆动”的理论，虽然丝毫没有触及剩余价值本身的性 质和起源问题，但是对于考察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按利润、利 息、地租这些不同项目进行的分配，有重要的意义。 从下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斯图亚特认为，单个资本家的全部 利润只限于这种“相对利润”，“让渡利润”。 他说：“实际价值”决定于“该国一个劳动者平常……在一天、一周、一月 ……平均能够完成的”劳动“量”。第二，决定于“劳动者用以满足他个人的需 要和……购置适合于他的职业的工具的生存资料和必要费用的价值；这些同 样也必须平均计算”…… 第三，决定于“材料的价值”。（第２４４—２４５页）“如 果这三项是已知的，产品的价格就确定了。 它不能低于这三项的总和，即不 能低于实际价值。凡是超过实际价值的，就是厂主的利润。这个利润将始终 １２ 第 一 章
成的使用价值量的增加，他完全离开总是以交换价值的增加为前 提的资本家的利润来考察这个绝对利润。这样的解释完全被他进 一步的叙述证实了。 他是这样说的： “在商品的价格中，我认为有两个东西是实际存在而又彼此完全不同的： 商品的实际价值和让渡利润。”（第２４４页） 可见，商品的价格包含着两个彼此完全不同的要素：第一，商 品的实际价值；第二，“让渡利润”，即让出或卖出商品时实现的利 润。 ［２２１］因此，这个“让渡利润”是由于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品的实 际价值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是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产生 的。这里，一方的赢利总是意味着另一方的亏损。不会造成“总基 金的增加”。利润—— 应该说是剩余价值—— 是相对的，并且归结 为“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斯图亚特自己舍弃可以 用这种办法来说明剩余价值的看法。他的关于“财富的天平在有 关双方之间的摆动”的理论，虽然丝毫没有触及剩余价值本身的性 质和起源问题，但是对于考察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按利润、利 息、地租这些不同项目进行的分配，有重要的意义。 从下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斯图亚特认为，单个资本家的全部 利润只限于这种“相对利润”，“让渡利润”。 他说：“实际价值”决定于“该国一个劳动者平常……在一天、一周、一月 ……平均能够完成的”劳动“量”。第二，决定于“劳动者用以满足他个人的需 要和……购置适合于他的职业的工具的生存资料和必要费用的价值；这些同 样也必须平均计算”…… 第三，决定于“材料的价值”。（第２４４—２４５页）“如 果这三项是已知的，产品的价格就确定了。 它不能低于这三项的总和，即不 能低于实际价值。凡是超过实际价值的，就是厂主的利润。这个利润将始终 １２ 第 一 章
同需求成比例，因此它将随情况而变动。”（同上，第２４５页）“由此看来，为了 促进制造业的繁荣，必须有大规模的需求…… 工业家是按照他们有把握取 得的利润，来安排自己的开支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同上，第２４６页）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厂主”即单个资本家的利润，总是 “相对利润”，总是“让渡利润”，总是由于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品的实 际价值，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产生的。因此，如果一切商 品都按它的价值出卖，那就不会有任何利润了。 关于这个问题，斯图亚特写了专门的一章，他详细地研究 “利润怎样同生产费用结成一体”。（同上，第３卷第１１页及以下各页） 一方面，斯图亚特抛弃了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这样一 种看法，即认为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形成 剩余价值，造成财富的绝对增加；① 另一方面，他仍然维护它们的 这样一种观点，即单个资本家的利润无非是价格超过［２２２］价值的 这个余额——“让渡利润”，不过按照他的意见，这种利润只是相对 的，一方的赢利相当于另一方的亏损，因此，利润的运动归结为“财 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 可见，在这方面，斯图亚特是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 的表达者。 在对资本的理解方面，他的功绩在于：他指出了生产条件作为 一定阶级的财产同劳动能力１４分离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斯图亚 特十分注意资本的这个产生过程；诚然，他还没有把这个过程直接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 １３ ① 其实，连货币主义也认为，这个利润不是在国内产生，而只是在同其他国家的 交换中产生。重商主义体系只看到，这个价值表现为货币（金和银），因此剩余 价值表现为用货币结算的贸易差额
同需求成比例，因此它将随情况而变动。”（同上，第２４５页）“由此看来，为了 促进制造业的繁荣，必须有大规模的需求…… 工业家是按照他们有把握取 得的利润，来安排自己的开支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同上，第２４６页）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厂主”即单个资本家的利润，总是 “相对利润”，总是“让渡利润”，总是由于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品的实 际价值，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产生的。因此，如果一切商 品都按它的价值出卖，那就不会有任何利润了。 关于这个问题，斯图亚特写了专门的一章，他详细地研究 “利润怎样同生产费用结成一体”。（同上，第３卷第１１页及以下各页） 一方面，斯图亚特抛弃了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这样一 种看法，即认为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形成 剩余价值，造成财富的绝对增加；① 另一方面，他仍然维护它们的 这样一种观点，即单个资本家的利润无非是价格超过［２２２］价值的 这个余额——“让渡利润”，不过按照他的意见，这种利润只是相对 的，一方的赢利相当于另一方的亏损，因此，利润的运动归结为“财 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 可见，在这方面，斯图亚特是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 的表达者。 在对资本的理解方面，他的功绩在于：他指出了生产条件作为 一定阶级的财产同劳动能力１４分离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斯图亚 特十分注意资本的这个产生过程；诚然，他还没有把这个过程直接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 １３ ① 其实，连货币主义也认为，这个利润不是在国内产生，而只是在同其他国家的 交换中产生。重商主义体系只看到，这个价值表现为货币（金和银），因此剩余 价值表现为用货币结算的贸易差额
理解为资本的产生过程，但是，他仍然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大工业存 在的条件。斯图亚特特别在农业中考察了这个过程，并且正确地 认为，只是因为农业中发生了这个分离过程，真正的制造业才产生 出来。在亚·斯密的著作里，是以这个分离过程已经完成为前提 的。 （斯图亚特的书于１７６７年在伦敦［出版］，杜尔哥的书［写于］ １７６６年，亚当·斯密的书——１７７５年。） １４ 第 一 章
理解为资本的产生过程，但是，他仍然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大工业存 在的条件。斯图亚特特别在农业中考察了这个过程，并且正确地 认为，只是因为农业中发生了这个分离过程，真正的制造业才产生 出来。在亚·斯密的著作里，是以这个分离过程已经完成为前提 的。 （斯图亚特的书于１７６７年在伦敦［出版］，杜尔哥的书［写于］ １７６６年，亚当·斯密的书——１７７５年。） １４ 第 一 章
［第 二 章］ 重 农 学 派 ［（１）把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从流通领域转到 生产领域。把地租看成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 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 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 鼻祖。首先，他们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 各种物质组成部分。决不能责备重农学派，说他们和他们所有的 后继者一样，把资本存在的这些物质形式—— 工具、原料等等，当 作跟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时的社会条件脱离的资本来理 解，简言之，不管劳动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只从它们是一般劳动 过程的要素这个形式来理解；从而，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 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对于他们来说，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 必然以生产的自然形式出现。 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 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 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 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 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除了对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组成的物质要素进行这种分析 １５
［第 二 章］ 重 农 学 派 ［（１）把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从流通领域转到 生产领域。把地租看成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 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 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 鼻祖。首先，他们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 各种物质组成部分。决不能责备重农学派，说他们和他们所有的 后继者一样，把资本存在的这些物质形式—— 工具、原料等等，当 作跟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时的社会条件脱离的资本来理 解，简言之，不管劳动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只从它们是一般劳动 过程的要素这个形式来理解；从而，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 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对于他们来说，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 必然以生产的自然形式出现。 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 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 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 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 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除了对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组成的物质要素进行这种分析 １５
以外，重农学派还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不过重农学派用的是别的术语），并且一般地确定了资 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 这一点在论流通那一 章１５再谈。 在这两个要点上，亚·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遗产。他的功 绩，在这方面，不过是把抽象范畴固定下来，对重农学派所分析的 差别采用了更稳定的名称。 ［２２３］我们已经看到１６，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一般说来， 是劳动能力这种属于工人的商品同劳动条件这种固着于资本形式 并脱离工人而独立存在的商品相对立。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它的 价值规定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个价值等于把再生产劳动能力所 必需的生活资料创造出来的劳动时间，或者说，等于工人作为工人 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劳动 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 任何 别的商品都没有这个差额，因为任何别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它 的使用，都不能提高它的交换价值或提高从它得到的交换价值。 因此，从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是 把劳动能力的价值看作某种固定的东西，已知的量，而实际上它在 每一个特定的场合，也就是一个已知量。所以，最低限度的工资理 所当然地构成重农学派的学说的轴心。虽然他们还不了解价值本 身的性质，他们却能够确定最低限度的工资的概念，这是因为这个 劳动能力的价值表现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因而表现为一定使 用价值的总和。他们尽管没有弄清一般价值的性质，但仍然能够在 他们的研究所必需的范围内，把劳动能力的价值理解为一定的量。 其次，如果说，他们错误地把这个最低限度看作不变的量，在他们 １６ 第 二 章
以外，重农学派还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不过重农学派用的是别的术语），并且一般地确定了资 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 这一点在论流通那一 章１５再谈。 在这两个要点上，亚·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遗产。他的功 绩，在这方面，不过是把抽象范畴固定下来，对重农学派所分析的 差别采用了更稳定的名称。 ［２２３］我们已经看到１６，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一般说来， 是劳动能力这种属于工人的商品同劳动条件这种固着于资本形式 并脱离工人而独立存在的商品相对立。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它的 价值规定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个价值等于把再生产劳动能力所 必需的生活资料创造出来的劳动时间，或者说，等于工人作为工人 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劳动 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 任何 别的商品都没有这个差额，因为任何别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它 的使用，都不能提高它的交换价值或提高从它得到的交换价值。 因此，从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是 把劳动能力的价值看作某种固定的东西，已知的量，而实际上它在 每一个特定的场合，也就是一个已知量。所以，最低限度的工资理 所当然地构成重农学派的学说的轴心。虽然他们还不了解价值本 身的性质，他们却能够确定最低限度的工资的概念，这是因为这个 劳动能力的价值表现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因而表现为一定使 用价值的总和。他们尽管没有弄清一般价值的性质，但仍然能够在 他们的研究所必需的范围内，把劳动能力的价值理解为一定的量。 其次，如果说，他们错误地把这个最低限度看作不变的量，在他们 １６ 第 二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