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近代以降,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加剧,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日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无可避免地提上日程。文化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同时又是经济、政治 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综合反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始于晚清,中经“五四”而全方位推 进,至今也未最终完成。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始终是文化现代化的中心论题,也是今天重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得不深人思考的问题 本章将在前述各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生与发展,中国文化现 代化的各种模式与论争,以及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当代走向问题。 、现代化中的文化问题 (一)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涉及 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迁。现代化又是一个连续不 断的长过程。大体说来,它发源于16世纪的欧洲,中经18世纪工业革命而向全世界传播, 直持续到今天也未停止。尽管现代化有种种不同的模式,比如最起码就有资本主义模式 和社会主义模式,但是这一历史过程又存在某些基本的共同特点:机械化、自动化、专业 化和都市化程度的提高:;非生物性能源的广泛使用;经济持续增长:职业分工复杂:教育 的高度普及: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发展的趋势:个人自主性和理性 思想的增强,等等。而对这一历史进程所作的专门性、系统性阐释和探索,形成所谓现代 化理论 二)文化现代化的内涵 文化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同时又贯穿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 社会现代化的各层面。作为一个自西祖东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现代化的诸特征主要是从西 方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在文化意义上,现代性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 第一,宗教、哲学、科学等主要价值体系的分化 第二,伴随着这种分化的,是传统主义与文化创造的自主性的对抗,并形成传统,反 传统,文化、科学自主三极文化力量。文化精英、文化组织与活动,大多围绕这三极而发 第三,教育的普及与世俗化、专门化,信息媒介的扩展,社会沟通与交往的扩大 第四,在文化取向上,现代文化注重于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注重科技知识的普及与传 播,认为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强调发挥人的创造性:在伦理取向上,现代文化注重人 的情感的自我表现,突出个性的培养与塑造,强调人的尊严和兴趣的广泛发展 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分。文化的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 而言,既是对传统的离异,又是对传统的回归:离异中间有回归,回归中间有离异。讨论 文化现代化问题,必须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秩序的怀 疑和否定,文化现代化问题就无从发生。观念的变革往往先于制度的变革,可以说现代化 发生的最先标志是在文化领域,而最终达于完成的标志,也在文化领域,物质的现代化、 制度的现代化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现代化,落实到整体文化形态的脱胎换骨。 然而,强调现代文化对传统观念和文化的否定,并不意味着现代文化可以脱离传统而 发展。不管承认与否,传统文化始终在制约、影响着现代文化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现代文 化,只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而不可能凭空产生。有时候,最现代化的观
第八讲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近代以降，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加剧，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日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无可避免地提上日程。文化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同时又是经济、政治、 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综合反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始于晚清，中经“五四”而全方位推 进，至今也未最终完成。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始终是文化现代化的中心论题，也是今天重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得不深人思考的问题。 本章将在前述各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生与发展，中国文化现 代化的各种模式与论争，以及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当代走向问题。 一、现代化中的文化问题 （一）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涉及 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迁。现代化又是一个连续不 断的长过程。大体说来，它发源于 16 世纪的欧洲，中经 18 世纪工业革命而向全世界传播， 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未停止。尽管现代化有种种不同的模式，比如最起码就有资本主义模式 和社会主义模式，但是这一历史过程又存在某些基本的共同特点：机械化、自动化、专业 化和都市化程度的提高；非生物性能源的广泛使用；经济持续增长；职业分工复杂；教育 的高度普及；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发展的趋势；个人自主性和理性 思想的增强，等等。而对这一历史进程所作的专门性、系统性阐释和探索，形成所谓现代 化理论。 （二）文化现代化的内涵 文化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同时又贯穿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 社会现代化的各层面。作为一个自西祖东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现代化的诸特征主要是从西 方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在文化意义上，现代性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 第一，宗教、哲学、科学等主要价值体系的分化； 第二，伴随着这种分化的，是传统主义与文化创造的自主性的对抗，并形成传统，反 传统，文化、科学自主三极文化力量。文化精英、文化组织与活动，大多围绕这三极而发 展； 第三，教育的普及与世俗化、专门化，信息媒介的扩展，社会沟通与交往的扩大； 第四，在文化取向上，现代文化注重于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注重科技知识的普及与传 播，认为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强调发挥人的创造性；在伦理取向上，现代文化注重人 的情感的自我表现，突出个性的培养与塑造，强调人的尊严和兴趣的广泛发展。 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分。文化的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 而言，既是对传统的离异，又是对传统的回归；离异中间有回归，回归中间有离异。讨论 文化现代化问题，必须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秩序的怀 疑和否定，文化现代化问题就无从发生。观念的变革往往先于制度的变革，可以说现代化 发生的最先标志是在文化领域，而最终达于完成的标志，也在文化领域，物质的现代化、 制度的现代化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现代化，落实到整体文化形态的脱胎换骨。 然而，强调现代文化对传统观念和文化的否定，并不意味着现代文化可以脱离传统而 发展。不管承认与否，传统文化始终在制约、影响着现代文化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现代文 化，只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而不可能凭空产生。有时候，最现代化的观
念也难免借用传统文化的某些形式,这是文化具有内在继承性的明证。因此,文化的现代 化,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转化,是传统在现代的再生 (三)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 落实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个回避不了的主题,便是西学与中学或西方文化与中国 文化的冲突。由于西方是现代化的起点与中心,近代中国处于现代化的边缘,于是,文化 冲突中一种“西向”或“西进”的趋向是无可避免的,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通常所说的 向西方寻求真理”。但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通病,是太过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冲突而忽略 了二者的相互吸纳与融合。事实上,从长过程来看,中西文化双方在巨大的冲突中,也存 在着各个层面上的融合,尤其是中国文化一方,更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吸取近代西方文明的 长处而使自身得以更新。这当然是一个痛苦的民族反省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刀光剑影和血 与泪的过程,不过,中华民族毕竞迈出了这一步,而且至今还在持续进行民族文化的更新。 这并非一个民族软弱的标志,而恰是一个民族有自信和有希望的象征 当然,尽管有文化的融合事实存在,中西文化在近代的冲突却仍然是中国文化现代化 过程的起点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一)西方的挑战与中国文化的危机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儒家文化为主干,道家、佛家辅之的比较稳定的 形态: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大陆农耕环境之中,且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 地位,又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保守和相对稳定的特征,无法从文化内部发生根本性 的变化。虽然明清时期曾经由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掀起了一股具有反叛意味的启蒙 思潮,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从根本上讲,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并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原有的基本框架仍然被维持 1、明清之际中西文化间的遭遇与碰撞 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开始了早期的接触,主要由利玛窦等耶稣会 士在传教的同时,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也一起传人中国。如利玛窦便同中国士人徐光 启一道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等科技著作译成中文。明清之际200年间,耶稣会士在 中国共译著西书凡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 占总数的13%;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占总数的30%,总体上是以宗教和自然科学知识的 介绍为主。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最明显的表征,就是 当时在“西学东渐”的同时,还存在一个逆向的“东学西渐”,耶稣会士不断地而且是带有 几分惊奇地把中国古老文明介绍给欧洲大陆。并且当时的西学传播还仅限于京城及沿海几 个为数有限的城市,其对象也主要是少数比较开明的士大夫。 2、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强大挑战和冲击,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 的失败,西方终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随之大量涌入,中国传统 文化的危机也随之发生 爆发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向亚洲扩张而发动的一场殖民主义战争, 引起的中华民族的危机极为深刻—一她不仅遇到了通常意义上的“亡国”、“亡天下”的民 族危机,而且遇到了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解体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 传统文化的全面危机。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的 危机,中西文化之间的竞争构成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所至,总是要破坏被
念也难免借用传统文化的某些形式，这是文化具有内在继承性的明证。因此，文化的现代 化，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转化，是传统在现代的再生。 （三）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 落实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个回避不了的主题，便是西学与中学或西方文化与中国 文化的冲突。由于西方是现代化的起点与中心，近代中国处于现代化的边缘，于是，文化 冲突中一种“西向”或“西进”的趋向是无可避免的，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通常所说的 “向西方寻求真理”。但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通病，是太过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冲突而忽略 了二者的相互吸纳与融合。事实上，从长过程来看，中西文化双方在巨大的冲突中，也存 在着各个层面上的融合，尤其是中国文化一方，更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吸取近代西方文明的 长处而使自身得以更新。这当然是一个痛苦的民族反省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刀光剑影和血 与泪的过程，不过，中华民族毕竟迈出了这一步，而且至今还在持续进行民族文化的更新。 这并非一个民族软弱的标志，而恰是一个民族有自信和有希望的象征。 当然，尽管有文化的融合事实存在，中西文化在近代的冲突却仍然是中国文化现代化 过程的起点。 二、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一） 西方的挑战与中国文化的危机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儒家文化为主干，道家、佛家辅之的比较稳定的 形态；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大陆农耕环境之中，且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 地位，又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保守和相对稳定的特征，无法从文化内部发生根本性 的变化。虽然明清时期曾经由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掀起了一股具有反叛意味的启蒙 思潮，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从根本上讲，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并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原有的基本框架仍然被维持。 1、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间的遭遇与碰撞 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开始了早期的接触，主要由利玛窦等耶稣会 士在传教的同时，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也一起传人中国。如利玛窦便同中国士人徐光 启一道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等科技著作译成中文。明清之际 200 年间，耶稣会士在 中国共译著西书凡 437 种，其中纯宗教书籍 251 种，占总数的 57%；人文科学书籍 55 种， 占总数的 13%；自然科学书籍 131 种，占总数的 30%，总体上是以宗教和自然科学知识的 介绍为主。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最明显的表征，就是 当时在“西学东渐”的同时，还存在一个逆向的“东学西渐”，耶稣会士不断地而且是带有 几分惊奇地把中国古老文明介绍给欧洲大陆。并且当时的西学传播还仅限于京城及沿海几 个为数有限的城市，其对象也主要是少数比较开明的士大夫。 2、 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强大挑战和冲击，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 1840 年鸦片战争 的失败，西方终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随之大量涌入，中国传统 文化的危机也随之发生。 爆发于 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向亚洲扩张而发动的一场殖民主义战争， 引起的中华民族的危机极为深刻——她不仅遇到了通常意义上的“亡国”、“亡天下” 的民 族危机，而且遇到了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解体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 传统文化的全面危机。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的 危机，中西文化之间的竞争构成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所至，总是要破坏被
侵略国的传统文化,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这在中国尤其明显。正因为没有进行大 规模的直接领土占据,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样的直接政治统治,因此,西方在中国更需要不 仅在物质上,而且更多地是在文化上表现其霸权和优越性,希望以文化渗透来为其攫取经 济利益铺路。这是与以往任何一次“亡国”或“亡天下”的民族危机都不同的新问题。可 能正是有感于此,李鸿章才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命题, 多少察觉到了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严重性 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华夷之辨”的儒家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崩溃。“华夷之辨”和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中 心观,是儒家士大夫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看法。以这种观念来观察世界,士大夫往往认为华 夏族在文化上优于其他少数民族和世界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同时,他们 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诸夷(即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的贬称)皆是中国的属臣 应定期来朝拜。但鸦片战争后,部分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已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 并不优于西方文化,甚或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外夷”,于是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为口号,终于提出了学习西方的问题。从不以西方为对手,到不得不以西方为对手;从自 认为优于西方,到放下架子要学西方,这显然是传统“华夷之辨”旧观念开始破灭的征兆 同时,也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才逐步形成以近代地理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念,那种茫 茫宇内,中国既是大地的中心,又是“天下”之“共主”的愚昧、陈腐观念亦开始破灭 严峻的现实是:惟我独尊的华夏文化非但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太多的恭维,反而摆在“落后” 的位置,被“洋人”所轻视,由此而产生的心理震动和文化危机意识的确是创深而痛剧的。 二是儒学中心地位的逐渐丧失。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冲突,明显表现为中学的步步 退缩,西学的步步紧逼,似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其突出表征是:儒学逐渐脱 离其中心位置,对时代的精英再无昔日的吸引力,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纷纷远离这种 正统思潮,而成为其叛逆。相反,时代精英们对西学却趋之若鹜,顶礼之,膜拜之,与儒 学的门庭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 复,没有一个不表现对儒学的反叛(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和对西学如痴如醉地学习与汲取。 相反,那些饱学的儒学大师如倭仁等,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能入居时代的主流 儒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又同儒学内部文化秩序的崩溃分不开。儒学的核心公式是“内 圣外王”,由“仁心”的内核向外层层扩展,最后为天下王。在这种内部秩序中,格物致知 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仅是修身的准备;经世致用是次要的,因为政治的基础是教化而非 施政能力本身。但由魏源、龚自珍等在近代学术中首倡的“新经世致用”,重点却在“用” 与“器”之上。虽然儒家“本末”、“道器”的思考程序仍然在支配着士大夫们的头脑,但 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越来越“本末倒置”,离传统的儒学相去甚远了。这些均是传统 文化秩序逐渐崩溃的象征 3、两次中西文化冲突的情景差异 为什么同是中西文化间的遭遇与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情势与明末清初时期竟有如此 之大的不同? 考其原委,乃是因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过程是与“西力东渐”过程相联系的, 与清朝相比,西方已经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所谓“西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的物 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是特指由18世纪工业革 命所造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质言之,即西方新兴的近代大工业文明 它首先体现为以蒸汽(以后是电力)为标志的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像变魔法似地“使 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瞬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嚣声划破长空 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厂,无数人群在飞旋的车轮旁流汗劳动, 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其次,近代工业文明又体现为一种很难如同机器一般直观
侵略国的传统文化，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这在中国尤其明显。正因为没有进行大 规模的直接领土占据，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样的直接政治统治，因此，西方在中国更需要不 仅在物质上，而且更多地是在文化上表现其霸权和优越性，希望以文化渗透来为其攫取经 济利益铺路。这是与以往任何一次“亡国”或“亡天下”的民族危机都不同的新问题。可 能正是有感于此，李鸿章才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命题， 多少察觉到了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严重性。 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华夷之辨”的儒家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崩溃。“华夷之辨”和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中 心观，是儒家士大夫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看法。以这种观念来观察世界，士大夫往往认为华 夏族在文化上优于其他少数民族和世界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同时，他们 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诸夷（即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的贬称）皆是中国的属臣， 应定期来朝拜。但鸦片战争后，部分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已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 并不优于西方文化，甚或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外夷”，于是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为口号，终于提出了学习西方的问题。从不以西方为对手，到不得不以西方为对手；从自 认为优于西方，到放下架子要学西方，这显然是传统“华夷之辨”旧观念开始破灭的征兆。 同时，也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才逐步形成以近代地理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念，那种茫 茫宇内，中国既是大地的中心，又是“天下”之“共主”的愚昧、陈腐观念亦开始破灭。 严峻的现实是：惟我独尊的华夏文化非但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太多的恭维，反而摆在“落后” 的位置，被“洋人”所轻视，由此而产生的心理震动和文化危机意识的确是创深而痛剧的。 二是儒学中心地位的逐渐丧失。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冲突，明显表现为中学的步步 退缩，西学的步步紧逼，似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其突出表征是：儒学逐渐脱 离其中心位置，对时代的精英再无昔日的吸引力，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纷纷远离这种 正统思潮，而成为其叛逆。相反，时代精英们对西学却趋之若骛，顶礼之，膜拜之，与儒 学的门庭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 复，没有一个不表现对儒学的反叛（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和对西学如痴如醉地学习与汲取。 相反，那些饱学的儒学大师如倭仁等，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能入居时代的主流。 儒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又同儒学内部文化秩序的崩溃分不开。儒学的核心公式是“内 圣外王”，由“仁心”的内核向外层层扩展，最后为天下王。在这种内部秩序中，格物致知 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仅是修身的准备；经世致用是次要的，因为政治的基础是教化而非 施政能力本身。但由魏源、龚自珍等在近代学术中首倡的“新经世致用”，重点却在“用” 与“器”之上。虽然儒家“本末”、“道器”的思考程序仍然在支配着士大夫们的头脑，但 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越来越“本末倒置”，离传统的儒学相去甚远了。这些均是传统 文化秩序逐渐崩溃的象征。 3、两次中西文化冲突的情景差异 为什么同是中西文化间的遭遇与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情势与明末清初时期竟有如此 之大的不同？ 考其原委，乃是因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过程是与“西力东渐”过程相联系的， 与清朝相比，西方已经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所谓“西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的物 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是特指由 18 世纪工业革 命所造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质言之，即西方新兴的近代大工业文明。 它首先体现为以蒸汽（以后是电力）为标志的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像变魔法似地“使 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瞬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嚣声划破长空。 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厂，无数人群在飞旋的车轮旁流汗劳动， 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其次，近代工业文明又体现为一种很难如同机器一般直观
感受到的组织力。工厂制的出现使人类可以通过分工和劳动集体化来大幅度增加产量,提 高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来,使工业化意义上的西方化是无可避免的了。从“西力与西学” 的关系来看,西学是以西力为其基础和载体的,“学”往往借助于“力”而开辟其传播渠道。 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实要靠西力一一武力和经济实力的综合来加以证明,而后才能为中国 士人所折服。单这一历史过程就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总之,正是由工业革命所激活的巨大生产力、组织力、创造力,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 的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文化形态(即“西学”)融汇成一股气势磅礴、无 坚不摧的“西潮”,滚滚东来,对东方农业民族形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威胁到包括中国在 内的东方民族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框架,当然也包括其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文化 这便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根本由来 (二)近代中国文化的三层次演进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是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 的转型相一致的,是这一大过渡过程的产物与体现。在近代变革的潮流中,中国社会和文 化至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转型,存在三个层次的变革 是物质层面的转型。它包括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左宗棠、李 鸿章等所倡导的“开铁矿、制船炮”的洋务运动,再到私人民间企业的创办,各类事业开 发活动的兴起。 二是制度层面的转型。它始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 和关键,即是将工艺-科技的物质层面改革推向改造政治经济制度的更深层次 是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上千年儒学文化传统的国 度,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心态和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无孔不入,因此,深层文化心理 结构的变革极为困难。尽管“西学”传入中国后,就已经开始了冲击和改变中国人文化观 念和文化心理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的发展又是缓慢和曲折的。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国才于根本的政治革命之外,发生了较为正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 从发生次序和内在逻辑关系看,上述经济政治观念三个层面的转型和变革,系一种层 层递进、步步深入的过程,它与西学东渐的轨迹大致重合。但在实际历史过程中,这三方 面的转型和变革往往又交错重叠,很难清楚划分开来。并不是说在某个阶段中只有某一方 面的转型和变革,而是说在某一阶段中某一层面的转型和变革居于主导地位。如果从大文 化视角加以观察,三个层面的变革反映了中国文化在近代历史上的整体演变历程,三方面 缺一不可。近代产业发展不充分和思想启蒙的不彻底,已使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吃尽苦头, 得而复失。反过来,政治革命的失败,又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障碍重重,民主启蒙更加 难以进行。那种看来形似“补课”的历史回复,似乎正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反映出文化转型 在三层次变革的均衡、互补中螺旋式推进。 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近现代文化重建的过程 (三)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是什么原因促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积,具有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形态的中国传 统文化,在近代经过不到100年时间,就大体上转变成为了近代型文化的呢? 1、西方文化的冲击 冲击一一反应”论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外部动因的代表理论,它认为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内部缺乏活力的惰性体系,它长期停滞不前,只有在 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才被迫作出反应,被迫向近代转变。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寻中
感受到的组织力。工厂制的出现使人类可以通过分工和劳动集体化来大幅度增加产量，提 高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来，使工业化意义上的西方化是无可避免的了。从“西力与西学” 的关系来看，西学是以西力为其基础和载体的，“学”往往借助于“力”而开辟其传播渠道。 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实要靠西力——武力和经济实力的综合来加以证明，而后才能为中国 士人所折服。单这一历史过程就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总之，正是由工业革命所激活的巨大生产力、组织力、创造力，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 的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文化形态（即“西学”）融汇成一股气势磅礴、无 坚不摧的“西潮”，滚滚东来，对东方农业民族形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威胁到包括中国在 内的东方民族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框架，当然也包括其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文化。 这便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根本由来。 （二）近代中国文化的三层次演进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是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 的转型相一致的，是这一大过渡过程的产物与体现。在近代变革的潮流中，中国社会和文 化至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转型，存在三个层次的变革： 一是物质层面的转型。它包括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左宗棠、李 鸿章等所倡导的“开铁矿、制船炮”的洋务运动，再到私人民间企业的创办，各类事业开 发活动的兴起。 二是制度层面的转型。它始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 和关键，即是将工艺-科技的物质层面改革推向改造政治经济制度的更深层次。 三是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上千年儒学文化传统的国 度，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心态和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无孔不入，因此，深层文化心理 结构的变革极为困难。尽管“西学”传入中国后，就已经开始了冲击和改变中国人文化观 念和文化心理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的发展又是缓慢和曲折的。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国才于根本的政治革命之外，发生了较为正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 从发生次序和内在逻辑关系看，上述经济-政治-观念三个层面的转型和变革，系一种层 层递进、步步深入的过程，它与西学东渐的轨迹大致重合。但在实际历史过程中，这三方 面的转型和变革往往又交错重叠，很难清楚划分开来。并不是说在某个阶段中只有某一方 面的转型和变革，而是说在某一阶段中某一层面的转型和变革居于主导地位。如果从大文 化视角加以观察，三个层面的变革反映了中国文化在近代历史上的整体演变历程，三方面 缺一不可。近代产业发展不充分和思想启蒙的不彻底，已使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吃尽苦头， 得而复失。反过来，政治革命的失败，又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障碍重重，民主启蒙更加 难以进行。那种看来形似“补课”的历史回复，似乎正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反映出文化转型 在三层次变革的均衡、互补中螺旋式推进。 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近现代文化重建的过程。 （三）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是什么原因促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积，具有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形态的中国传 统文化，在近代经过不到 100 年时间，就大体上转变成为了近代型文化的呢？ 1、西方文化的冲击 “冲击——反应”论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外部动因的代表理论，它认为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内部缺乏活力的惰性体系，它长期停滞不前，只有在 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才被迫作出反应，被迫向近代转变。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寻中
国文化转型的原因,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长期隔绝的环境中缓 慢发展的,它的迅速变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从经济到政治再到观念的三层次演进, 每一步都留有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冲击一一反应”理论充分 肯定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在促成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近代社会过程 中的历史性作用。但是,这种理论只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 用,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消极阻碍作用,而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内 部富有活力的那些因素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它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中国文化近代 化的历程和动因 2、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之时,一面对西方 文化进行顽固的拒斥,显示出惰性:另一方面在它的内部也存在着某些与西方近代文化相 沟通、相衔接的富有活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也起了积极作用, 并且经过转型而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些富有活力的因素中,比较重 要的有 (1)经世思想 经世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时就提倡一种积极用世的 精神,后世儒家继承了这种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们的座右铭。但在不同时 期、不同学派中,经世精神也有强弱显隐的不同。以清代为例,清初学风朴实,富于经世 精神:中期乾嘉时,由于统治阶级严厉钳制言论,知识分子只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故 纸堆中,致使经世精神隐而不彰: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经衰落,统治阶级对社会舆论 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社会问题丛生,于是经世思想再次抬头,渐渐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 会思潮。著名学者包世臣、龚自珍、魏源,封疆大吏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都是讲究 经世学问的。他们致力于研究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战守、货币等实学。稍晚 些,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都讲究经世之学。在经世思想的支配下,魏源提出“师夷长 技”的主张,曾国藩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造 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对于魏源、曾国藩等人来说,把研究中国的实学扩及到研究西方 的实学,乃是一个自然的逻辑结论 (2)变易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变易思想。《易经》就是一部专门讲“变易”哲学的著 作,它通过八卦推演,阐明了万物都是在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运动中变化发展的道理,对 后世的影响很大。近代中国人在鼓吹改革、变法时常常引用古代变易思想作为根据。康有 为把《易经》中“穷变通久”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至,他说:“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 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放新为生 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中国传统变易思想成了他“变法”的理论根据。维 新派还把传统变易思想和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学说。 康有为的“三世”说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在他那部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 中,也可以看到中西变易进化思想的奇妙结合。 (3)民本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一直 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和发展,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对君主专 制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把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使之具有了某些近代启蒙 思想的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继承,并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改良派康有为在解释孟子“民贵君轻”的“微言大义”时说,君主不
国文化转型的原因，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长期隔绝的环境中缓 慢发展的，它的迅速变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从经济到政治再到观念的三层次演进， 每一步都留有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冲击——反应”理论充分 肯定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在促成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近代社会过程 中的历史性作用。但是，这种理论只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 用，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消极阻碍作用，而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内 部富有活力的那些因素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它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中国文化近代 化的历程和动因。 2、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之时，一面对西方 文化进行顽固的拒斥，显示出惰性；另一方面在它的内部也存在着某些与西方近代文化相 沟通、相衔接的富有活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也起了积极作用， 并且经过转型而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些富有活力的因素中，比较重 要的有： （1）经世思想 经世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时就提倡一种积极用世的 精神，后世儒家继承了这种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们的座右铭。但在不同时 期、不同学派中，经世精神也有强弱显隐的不同。以清代为例，清初学风朴实，富于经世 精神；中期乾嘉时，由于统治阶级严厉钳制言论，知识分子只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故 纸堆中，致使经世精神隐而不彰；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经衰落，统治阶级对社会舆论 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社会问题丛生，于是经世思想再次抬头，渐渐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 会思潮。著名学者包世臣、龚自珍、魏源，封疆大吏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都是讲究 经世学问的。他们致力于研究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战守、货币等实学。稍晚 一些，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都讲究经世之学。在经世思想的支配下，魏源提出“师夷长 技”的主张，曾国藩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造 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对于魏源、曾国藩等人来说，把研究中国的实学扩及到研究西方 的实学，乃是一个自然的逻辑结论。 （2）变易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变易思想。《易经》就是一部专门讲“变易”哲学的著 作，它通过八卦推演，阐明了万物都是在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运动中变化发展的道理，对 后世的影响很大。近代中国人在鼓吹改革、变法时常常引用古代变易思想作为根据。康有 为把《易经》中“穷变通久”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至，他说：“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 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放新为生 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中国传统变易思想成了他“变法”的理论根据。维 新派还把传统变易思想和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学说。 康有为的“三世”说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在他那部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 中，也可以看到中西变易进化思想的奇妙结合。 （3）民本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一直 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和发展，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对君主专 制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把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使之具有了某些近代启蒙 思想的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继承，并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改良派康有为在解释孟子“民贵君轻”的“微言大义”时说，君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