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所以，实行抵制的条件无疑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中去找。从这 个观点出发来把１９０７年秋季和１９０５年秋季的形势作一比较，就 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现在宣布抵制是没有根据的。无论从直 接的革命道路和“曲折”的立宪君主制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 无论从群众性的高潮来看，无论从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特殊任务 来看，目前的形势都和两年以前截然不同。 当时历史向君主立宪的转变不过是警察的许诺。而现在这个 转变已经成为事实。不愿坦率承认这个事实，是一种可笑的害怕真 理的表现。但是，如果从承认这一事实得出俄国革命已经结束的结 论，那就错了。不，现在还没有根据作这个结论。当客观形势决定 要为直接的革命发展道路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进行这 种斗争，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考虑实际 上已经确定下来的曲折的转变了。从这一方面来说，俄国革命的进 程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在革命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然而非常广 泛又极其迅速的高潮；后来，从１９０５年十二月起义开始，则是极其 缓慢又持续不断的低潮。开始是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后来 是向君主立宪转变的时期。 这是不是说后来的这次转变就是最终的转变呢？是不是说革 命已经结束而“立宪”时期已经来到了呢？是不是说等待新高潮、为 新高潮作准备没有根据了呢？是不是说应该抛弃我们纲领的共和 性质了呢？ 反 对 抵 制 １７
四 所以，实行抵制的条件无疑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中去找。从这 个观点出发来把１９０７年秋季和１９０５年秋季的形势作一比较，就 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现在宣布抵制是没有根据的。无论从直 接的革命道路和“曲折”的立宪君主制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 无论从群众性的高潮来看，无论从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特殊任务 来看，目前的形势都和两年以前截然不同。 当时历史向君主立宪的转变不过是警察的许诺。而现在这个 转变已经成为事实。不愿坦率承认这个事实，是一种可笑的害怕真 理的表现。但是，如果从承认这一事实得出俄国革命已经结束的结 论，那就错了。不，现在还没有根据作这个结论。当客观形势决定 要为直接的革命发展道路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进行这 种斗争，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考虑实际 上已经确定下来的曲折的转变了。从这一方面来说，俄国革命的进 程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在革命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然而非常广 泛又极其迅速的高潮；后来，从１９０５年十二月起义开始，则是极其 缓慢又持续不断的低潮。开始是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后来 是向君主立宪转变的时期。 这是不是说后来的这次转变就是最终的转变呢？是不是说革 命已经结束而“立宪”时期已经来到了呢？是不是说等待新高潮、为 新高潮作准备没有根据了呢？是不是说应该抛弃我们纲领的共和 性质了呢？ 反 对 抵 制 １７
绝对不是。只有那些自由派庸人，例如我国那些一味以随手拈 来的论据为奴颜婢膝的行为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得出这样 的结论。不能这样说。这只是说，为了全面维护我们的整个纲领和 我们的全部革命观点，我们应该使直接的号召适合当前的客观形 势。我们要宣传革命的必然性，经常不断并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积 聚燃料，为了这些目的而小心爱护和扶持我国革命最好时期的革 命传统，肃清这个传统中的自由派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 要放弃在向君主立宪日常转变过程中进行日常工作。我们要做的 就是这些。我们应该为掀起新的广泛的高潮作准备，但是不问情况 硬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我们已经说过，抵制只有作为积极的抵制在当前的俄国才有 一定的意义。这就是说，不是消极地拒绝参加选举，而是为了直接 冲击的任务不去理睬选举。从这个意义上说，抵制就必然等于号召 实行最有力、最坚决的进攻。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这样的号召就 没有意义，可是目前有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呢？当然没有。 说到“号召”，那么现在的形势和１９０５年秋天的形势在这方面 的差别是特别明显的。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在整整一年中，对于号 召，群众从来没有默不作声。群众的攻势跑到组织的号召的前头去 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停顿时期，许多号召始终得不到群众的 响应。例如，１９０６年初扫除维特杜马的号召，１９０６年夏季第一届杜 马解散后举行起义的号召，为抗议第二届杜马的解散及１９０７年六 三政变而进行斗争的号召，都是这样。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最 近这些行动的通报１９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通报中公开号 召用各地条件所允许的形式进行斗争（游行示威、罢工、同专制制 度的武装力量作公开的斗争）。这是口头的号召。１９０７年６月基辅 １８ 反 对 抵 制
绝对不是。只有那些自由派庸人，例如我国那些一味以随手拈 来的论据为奴颜婢膝的行为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得出这样 的结论。不能这样说。这只是说，为了全面维护我们的整个纲领和 我们的全部革命观点，我们应该使直接的号召适合当前的客观形 势。我们要宣传革命的必然性，经常不断并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积 聚燃料，为了这些目的而小心爱护和扶持我国革命最好时期的革 命传统，肃清这个传统中的自由派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 要放弃在向君主立宪日常转变过程中进行日常工作。我们要做的 就是这些。我们应该为掀起新的广泛的高潮作准备，但是不问情况 硬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我们已经说过，抵制只有作为积极的抵制在当前的俄国才有 一定的意义。这就是说，不是消极地拒绝参加选举，而是为了直接 冲击的任务不去理睬选举。从这个意义上说，抵制就必然等于号召 实行最有力、最坚决的进攻。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这样的号召就 没有意义，可是目前有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呢？当然没有。 说到“号召”，那么现在的形势和１９０５年秋天的形势在这方面 的差别是特别明显的。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在整整一年中，对于号 召，群众从来没有默不作声。群众的攻势跑到组织的号召的前头去 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停顿时期，许多号召始终得不到群众的 响应。例如，１９０６年初扫除维特杜马的号召，１９０６年夏季第一届杜 马解散后举行起义的号召，为抗议第二届杜马的解散及１９０７年六 三政变而进行斗争的号召，都是这样。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最 近这些行动的通报１９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通报中公开号 召用各地条件所允许的形式进行斗争（游行示威、罢工、同专制制 度的武装力量作公开的斗争）。这是口头的号召。１９０７年６月基辅 １８ 反 对 抵 制
和黑海舰队的武装起义２０是用行动发出的号召。无论哪一种号召 都没有得到群众性的响应。既然反动势力对革命最露骨和最直接 的冲击—— 解散两届杜马和发动政变—— 在当时都没有引起高 潮，那么现在有什么根据要以宣布抵制的形式立即再次发出号召 呢？现在的客观形势使“宣布”抵制有成为空喊的危险，这不是很清 楚吗？当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各地的时候，“宣布”抵制是合理的和 必要的，发出战斗的号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但是这样的斗争 既不是可以凭空虚构的，也不是单凭一声呐喊就能触发的。既然我 们根据较直接的原因试着提出来的许多战斗号召都没有什么结 果，我们自然就应该为“宣布”口号寻找有力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 实现战斗号召的条件，宣布这种口号是没有意义的。 谁要想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深信抵制口号是正确的， 他就不应该只迷恋于一些曾经起过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作用的铿锵 的话语，而应该仔细想想可以采用这类口号的客观条件，并且应该 懂得，提出这种口号，就意味着已经间接假定存在着出现广泛的、 普遍的、强大的、急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但是在我们当前这样的 时期，在革命暂时停顿的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间接假定有这样的 条件。我们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都必须直接而明确地认识并弄清 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爱唱高调的人，这样唱高调或者是由于 不明白这些高调的真正含义，或者是由于不敢如实说出真相。 五 抵制是俄国革命中事变迭起的英勇时期的优良革命传统之 反 对 抵 制 １９
和黑海舰队的武装起义２０是用行动发出的号召。无论哪一种号召 都没有得到群众性的响应。既然反动势力对革命最露骨和最直接 的冲击—— 解散两届杜马和发动政变—— 在当时都没有引起高 潮，那么现在有什么根据要以宣布抵制的形式立即再次发出号召 呢？现在的客观形势使“宣布”抵制有成为空喊的危险，这不是很清 楚吗？当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各地的时候，“宣布”抵制是合理的和 必要的，发出战斗的号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但是这样的斗争 既不是可以凭空虚构的，也不是单凭一声呐喊就能触发的。既然我 们根据较直接的原因试着提出来的许多战斗号召都没有什么结 果，我们自然就应该为“宣布”口号寻找有力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 实现战斗号召的条件，宣布这种口号是没有意义的。 谁要想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深信抵制口号是正确的， 他就不应该只迷恋于一些曾经起过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作用的铿锵 的话语，而应该仔细想想可以采用这类口号的客观条件，并且应该 懂得，提出这种口号，就意味着已经间接假定存在着出现广泛的、 普遍的、强大的、急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但是在我们当前这样的 时期，在革命暂时停顿的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间接假定有这样的 条件。我们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都必须直接而明确地认识并弄清 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爱唱高调的人，这样唱高调或者是由于 不明白这些高调的真正含义，或者是由于不敢如实说出真相。 五 抵制是俄国革命中事变迭起的英勇时期的优良革命传统之 反 对 抵 制 １９
一。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小心爱护这些传统，扶持 这些传统，肃清其中自由派（和机会主义）寄生虫的影响。我们必须 对这个任务稍加分析，以便正确地确定任务的内容并消除很可能 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 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 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 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 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 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 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 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 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 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 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 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 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 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 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 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 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 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 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 务和政治冲突。象桑巴特这样的自由派思想领袖对马克思的活动 和著作的这一特点恨之入骨，把它说成是“流亡者怨气的表现”，决 ２０ 反 对 抵 制
一。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小心爱护这些传统，扶持 这些传统，肃清其中自由派（和机会主义）寄生虫的影响。我们必须 对这个任务稍加分析，以便正确地确定任务的内容并消除很可能 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 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 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 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 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 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 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 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 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 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 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 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 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 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 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 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 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 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 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 务和政治冲突。象桑巴特这样的自由派思想领袖对马克思的活动 和著作的这一特点恨之入骨，把它说成是“流亡者怨气的表现”，决 ２０ 反 对 抵 制
不是没有缘故的。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大学中的学蠹们把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结为他们的 流亡生活中的个人怨气和个人困苦的表现，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马克思在一封好象是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 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有意思的见解。 他指出，德国的反动派成功地把对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这一 时期的传统从人民的意识中几乎完全抹掉。①这里，反动派和无产 阶级政党在对待本国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恰成 鲜明的对照。反动派的任务是抹掉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丧失 理智的自发势力”（这是司徒卢威对德文“ｄａｓ ｔｏｌｌｅ Ｊａｈｒ”的译 法，德文本意为“丧失理智的一年”，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历史 学家们以至德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形容１８４８年的用语）。反动 派的任务是迫使人民忘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采的斗争方 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维伯夫妇力 图把宪章运动２１这个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不过是傻呵呵 的幼稚，是“幼年的罪孽”２２，是不值一提的天真，是偶然的反常的 越轨。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藐视德国的１８４８年。 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场大革命至今还遭到强 烈的敌视，这证明它对人类至今还具有深远而有力的影响。我国的 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象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以及 诸如此类的昨天的“民主主义者”，在卑鄙地诬蔑俄国革命的革命 传统时也是这样争先恐后。自从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赢得 了为旧政权的自由派奴才们赞不绝口的一点点自由到现在还不到 反 对 抵 制 ２１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第５８４页。——编者注
不是没有缘故的。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大学中的学蠹们把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结为他们的 流亡生活中的个人怨气和个人困苦的表现，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马克思在一封好象是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 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有意思的见解。 他指出，德国的反动派成功地把对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这一 时期的传统从人民的意识中几乎完全抹掉。①这里，反动派和无产 阶级政党在对待本国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恰成 鲜明的对照。反动派的任务是抹掉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丧失 理智的自发势力”（这是司徒卢威对德文“ｄａｓ ｔｏｌｌｅ Ｊａｈｒ”的译 法，德文本意为“丧失理智的一年”，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历史 学家们以至德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形容１８４８年的用语）。反动 派的任务是迫使人民忘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采的斗争方 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维伯夫妇力 图把宪章运动２１这个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不过是傻呵呵 的幼稚，是“幼年的罪孽”２２，是不值一提的天真，是偶然的反常的 越轨。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藐视德国的１８４８年。 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场大革命至今还遭到强 烈的敌视，这证明它对人类至今还具有深远而有力的影响。我国的 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象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以及 诸如此类的昨天的“民主主义者”，在卑鄙地诬蔑俄国革命的革命 传统时也是这样争先恐后。自从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赢得 了为旧政权的自由派奴才们赞不绝口的一点点自由到现在还不到 反 对 抵 制 ２１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第５８４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