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381 的推动。楚材虽在成吉思汗时代即已供职汗廷，但当时他不过“备员翰墨，军 国之事，非所预议”，没有充分的发言权。在窝阔台即位后，楚材以增加税收而 取得大汗的信任；从而以儒道进说，并请恢复汉地的旧秩序及安揖士人。据宋 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说：“因时时进说周、孔之教，且谓：‘天下虽得之马 上，不可以马上治’，上深以为然。国朝之用文臣，盖自公发之。”②楚材的劝说， 显然发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在楚材的策动下，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恢复以 儒士为中心的汉地旧秩序，如设置十路征收课税使，以儒者为之(1229年)；恢复 孔元措衔圣公的职位，使孔门得与早已取得封号的释、道领袖相抗礼(1233 年)③；设立编修所、经籍所于平阳、太原(1235)等等。而考选儒士，设置儒户便 是这一连串努力的延续④。 楚材推动戊成之试的动机有二。第一，在政治上，为汉地草创的行政体系 遴选适当的官吏，并且为国储材。《元史》楚材本传说他请求举行考试的理由 是：“制器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非易成也。”⑤ 这也是自来各代举行科举之目的。楚材的另一目的是在于救济儒士，使儒士在 经济上取得与僧、道相等的特权，同时并以“考汰三教”为借口，压抑日益膨胀的 佛、道教团。这一次的考试儒生，原是与考汰僧、道合并举行。宋子贞撰《神道 碑》说： ①关于耶律楚材的事迹，参看[gor de Rachewiltz,“Yeh-luCh'u-ts'ai(1189-1243):Buddhist Idealist and Confucian Statesman",in Arthur F.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eds.),Confucian Person- alities (Stanford,1962),pp.189-216. ②《国朝文类》，五七·一三a. ③姚师从吾《金元之际孔元措与衔圣公职位在蒙古新朝的继续》，《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卅九期， 下册(1969年)，页189一196。 ④《佛祖历代通载》以衍圣公的恢复及儒士的考试与免差皆得力于海云在忽都护(Khutukhu)大官 人前进言所致（卷二一，704）。《元史》卷一四九(136)郭微海传则归功于德海，二人赞助或有其事，主罢的 推动者当为耶律楚材。楚材当时也可能受到大需元好问的影响。元好问于1233年汴京陷落后即上书楚 材，请代设法数助亡金遗士，参看姚师从吾，《元好问癸巳上书耶律楚材书的历史意义与书中五十四人行 事考》，《文史哲学报》，一九(1970年)，页250一289. ⑤《元史》，一四六·7b
382/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丁西(1237)，汰三教，僧、道试经，通者给牒、受戒、许居寺、观。儒人中 选者，则复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选试。”至是，始行之① 莫集《佥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事赵公神道碑》： 金之亡，其民颠沛奔走无底止，四民无所占籍，征调一起，柔强并驱，俊 义无别。太宗皇帝思养其贤才而用之。乃择知名之士、乘传行郡县，试民 之秀异者，以为士籍，而别于民；其尤异者复其家，而浮图老子之徒，亦有定 数。然后军旅、驿传、工人之役，逢被不与，得以世修其业。而二氏之竟起， 、亦自此始矣，② 可见楚材之倡议汰试三教，在使儒生取得与僧、道相等的优免赋役之权，能 够“世修其业”。虞集所谓“二氏之竞起”云云，则不是很中肯的说法，若非不明 道、释、儒免赋役的先后，便是出之于儒家本位，出主人奴的说法。事实上，不是 道、释二家由此变成儒家的竞争者，而是儒人由此取得与僧、道相等的地位。 儒家本为一哲学体系，而非宗教。儒者以修齐治平为鹄的，具有入世的精 神，本不应与僧、道相提并论。但是，另一方面，儒家祭天祀祖，崇拜孔子如教 主，宋代以来更奉四书如圣经，易于误为宗教：即是现代西方人仍多有此误。加 以，自南北朝以来，即有人以儒与道、释并列，合称“三教”③。宋金以来更有“三 教合一”之说④。当时蒙古人对儒家哲学层次当无认识之可言，若说儒家为宗 教，则是他们所能理解的。后来蒙哥汗便曾问过西夏人高智耀：“儒者何如巫、 医？”⑤又据叶子奇《草木子》说： 昔世祖曾问：“孔子如何人？”或应之日：“是天的怯里马赤(Keleme- ①《国朝文类》，五七·一八a。 ②《道员学古录》（万有文库），卷四二，页716. ③陈登原，前揭书，下册，页163一164。 ④道端良秀（中國佛教史》(1958年，京都），页203-206；Jing-shen Tao,The Jurchen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Seattle,1976),pp.105-106. ⑤《元史》，一二五·一一b
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383 chi).”世祖深善之。① 按蒙文Kelemechi,意即通事②，“天的怯里马赤”，意即天的通译者，这和蒙古人 观念中的萨蛮并无不同。叶子奇认为这种解释：“盖由其所晓以通之，深得纳约 自牖之意。”可见蒙人所了解之孔子及儒家当与此说相去不远。，汉人援引道、释 之例，为儒者取得优免赋役之权，乃是很自然的。耶律楚材于邱处机西会成吉 思汗时，即曾寄望他为“儒、佛之先容”，使儒者、僧人取得与道家子弟相等的权 利③。但由于邱氏仅为道士发言，以致楚材未能如愿。十五年后，楚材已居权 位，才能为儒者取得比照僧、道的权利。 僧、道的考试，由于禅僧海云的反对，未能严格举行，“虽考试亦无退落 者”④。而儒生则因考试的顺利举行，获利频大。《元史·选举志》及近代学者 多以戊成之试为元初唯一的科举。严格而论，这次考试不能称之为科举。在 形式上，只有路试而无会试⑤。在难易上，“不失文义”便可中选⑥，一次便录取 四千零三十人⑦，远较宋金科举为容易。科举的目的本在于为全国选拔合格 ①叶子奇《草木子(1959年，北京)，卷四下，页83。 ②现代蒙语作Kelemurchi参见伯希和(Paul Pelliot)的解释，见于冯承钩，《西绒南海史地考证译 丛续编》(1964年，台北)，页71。 ③姚师从吾《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2辑，第3册，页86。 ④《佛粗历代通载》，卷二一，702b一703a。通载系此次考试僧道于乙米年(1235)，当为误系. 又，考试僧道之诏旨，最初见颐于己丑年(1229)，当因僧道之反对，未果施行：见《通制条格》，29.8一 9a。参看de Rachewil也，op.cit.,pp.202-203. ⑤此次考试的诏书，今存于《庙学典礼》（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1a一b,据云：“委令断事官隙格 德依（此为四库馆臣之误改，原作术忽得）与山东征收课程所长官刘中追历诸路，一同监试，”《元史· 选举志》（卷八一.2b)及《耶律楚材传》（卷一四，7©）所言略同，皆不及会试，廷试之事。《选举志》虽列 杨奂（原误作杨英）为第一，但从元好问所撰《故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康访使杨公神道碑》可知，奂仅试于 东平，“两中赋、论第一”，并无会试之事(《遗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二三·三b)。又如刘祁，“岁戊 戌，诏试衢人，先生就试，魁西京，选充山西东路考试官，”亦未及会试事，见王恽，《秋裥先生大全文集》 (四部丛刊)，五八·五a。 ®《庙学典礼》，一·一b。 ⑦《元史》，二·六b
384/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之官吏；而这次考中之儒生只有少数获得出仕的机会，而且仅得为地方性的 议事官①。因此，戊戌之试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在于举拔官吏，而在于数济 流离失所及陷于奴籍的儒士，使他们以“儒户”的身份，取得优免赋役的特权。 自来的科举都禁止“贱民”参与，戊戌之试却特别规定：“儒人被俘为奴者，亦 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在录取的四千多人中，竟有四分之一原来具有奴 隶的身份②。凡中选者都能免赋役③。后来元人每提及此次考试，往往盛赞儒 人因此而免役，而不及于举人仕官之事。元末的许有壬仍说：“圣朝戊戌之 试，复其家者，子孙于今赖之。”①可见戊戌之试的选举官吏的意义，不及于设 立世袭儒户之意义的重大。 戊戌之试，是蒙廷保护儒人的滥觞。但是自窝阔台汗晚年以后，耶律楚 材失势，西域回教及景教徒纵横于汗廷，儒者的权益遂无人维护。这一情 势，至蒙哥汗(M6 ngke khaghan)(1251一1259)初年，迄未改变⑤。以致政 令未能贯彻，儒户遂又“混为编氓”，名存实亡，和普通民户承担相同的赋役 义务回。 自蒙哥汗初年以后，汉地儒士稍有生机复苏的希望。这时，虽然汗廷中蒙 古本位主义弥漫，当权者仍多西域人。但是，皇弟忽必烈受命代统汉地，有意别 ①丁西年选试儒人免差诏说：“其中选儒人，与各处达鲁感齐（即达鲁花赤darughachi),、偺民官 一同商量公事”(《庙学典礼》，一·一6)：“其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元史》二·六b)或日：“一同商 量公事”，或日：“除本贯议事官”，未必为正选官员可知。孟文昌《陕西学校倘生颂德碑》则说：“太祖、 太宗…设科取士，给复其家，中优选者，并蒙宠报，”（主昶，金石茶编未刻藕“1918年罗振玉影印”，天 一四b)可见仅成绩优异者始获任命。 ②《元史》，一四九·八a。 ③《庙学典礼》，一·一b。 ④见《至正集（三怡堂丛书），三二·八；又《元朝名臣事略》引野斋李公撰（张文谦先茔碑》： “会朝廷试天下儒士，公试大名，中选得免本户徭役，”（七·二b)赵孟颁，《松雪斋文集》（四部丛刊）： “会朝廷分进学士周砥，简汰儒籍…试中得免编户，”（八·一○6） ⑤关于这一时期的政治情势，参看萧启庆《西域人与元初政治(1966年，台北)，页36一52。 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1963年，台北)卷二，页40
元代的儒户：懦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385 树一帜，他的潜邸顾问中，颇多儒者①。这些儒者每以儒道进说，并以儒人福祉 为言。例如：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元好问北上谒见忽必烈，奉以“儒教大宗 师”之名号，并陈言：“累朝有旨蠲免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据说忽必烈加以 采纳而颁旨施行②。另一方面，这时无论在蒙哥汗廷或忽必烈潜邸旧侣中，西域 人颇有汉化已深，对儒士遭遇颇能同情者。如宪宗二年，汪古人马月合乃料民 中原，曾举行局部性的考试：“通一经，即不同编民。”③有“廉孟子”之称的畏兀儿 人廉希宪也在陕西贯彻了“士者毋隶奴籍”的命令④。及至忽必烈即位以后，在 汉地建立中国式的政府，并已有继承历代正统的观念，在表面上不得不对儒家 有所尊崇③，儒士的福祉较前受到重视，是势所必然的。 在蒙哥汗时代及忽必烈汗初年，对儒士贡献最大的当推西夏人高智耀。早 在窝阔台时代，太子阔端(Kδdδ)镇西凉，儒者多隶役，智耀代为陈情，为境内 儒者取得免役权。蒙哥汗即位后，智耀北上觐见，请蠲儒户赋役，乃有宪宗九年 (1259)之诏“免汉儿（按：即汉人）、河西（按：指西夏人）秀才（按：即儒士）差发、 徭役”。同时他又向忽必烈陈述：“释教固美矣！至于治天下则有儒者之道。”⑥ 因而，忽必烈登极以后，便令他统领汉北、河西儒户，并依原价赎出陷身为驱的 儒人⑦。驱儒因而被赎者达三四千人。虽然王恽曾批评他为一“事佛敬僧”的 ①薪启庆《忽必烈潜廊旧侣考》，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辑，第三册，页268一284。陈学暴氏 (Hok-lam Chan)对忽必烈潜聪旧侣管作传记性的个别研究，颜深人，见所著“Liu Ping-chung(1ll6 74),A Buddhist-Taoist Statesman at the Court of Khubilai Khan",T'oung Pao 53,99-146(1967); "Wang O(1190-1273)",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2:43-70(1975);"Yang Huan",ibid,14:37- 59(1976). ②《元朝名臣事略》，一○九：欧阳玄撰《许文正公神道碑》亦云：“世祖龙潜，诸儒请上其尊号日： 儒故大宗师'，可见确有其事(《圭斋文聚〔四部丛刊D,九·六)。 ③马祖常《石田文集（四库珍本六集），一三·一五b。 ④《元朝名臣事略》，七·一二b:参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⑤姚师从吾《元世祖崇尚孔学的成功与所避遇的困难》，《史学汇刊》·二(1969年)，页1一15。 ⑥《庙学典礼，1.2a一3b. ⑦原诏今存于《通制条格》，3.9b一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