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 一、引言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以儒士为中心的知识分子一也就是通称的“士大 夫”一是一个最受尊崇的“身份团体”(status group)0;不仅名登仕版的“大 夫”有其法定的崇高身份，即使是未入仕途的“士”人也享有种种的优待。士人 固然可能富埒王侯，也可能贫无立锥，在经济上属于迥然不同的“阶级”(class), 但在法制及社会上所享受的特权和荣誉则大同小异。 ①“身份团体”(status group)一词，系Max Weber所创，指享有相似杜会地位的人群而言，以别于 以经济为主要评准的“阶级”一词，见Weber,Esays in Sociolog(trans.yH.H.Gerth and C.W.Mils, New York,l946),Pp.186一187，Weber本人即普以此观念分析士人在中国杜会的地位：见所著Tie Religion of China(trans.and ed.byH.H.Gerth,New York,.l964),pp.107-l41.以此魂点a研究中 国杜会最深人者当推程同粗先生，见T'ung-tsu Ch'a,“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 Its Ideology'”,inJ. K.Fairbank (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1957),pp.235-250;idem,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Hague,1965),pp.128-206:idem,Han Social Structure (Seattle, 1972),Pp.63-159
372/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的塑造，受儒家影响最大。以土居四民之首的说法，虽然可 能出之于管仲，但似为封建后期思想界普遍的看法①。造成士人优越地位最具 决定性的影响当推儒家的尚贤观念。儒家思想原以政治为主要对象，而以教育 为培养优良统治者的手段。士君子熟谙经术文学，乃为椎行礼乐致化所不可或 缺。因此，儒家虽主张有教无类，却又认为劳心的“君子”，应该“治人”和“食于 人”，居于劳力的“小人”之上，享受优崇②。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以后，至少在形式上儒家思想已成为国家 的最高指导原则。虽然，历代帝王大多阳儒阴法，“以儒术缘饰吏治”，但像汉宣 帝那样公然承认：“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③，究属少见；因此儒家思 想对中国政治、法制有一定程度的约束性：后世帝王非崇敬儒士便无法使其政 权合法化。除去这思想上的顾虑外，在实际的层次，也有不得不崇敬儒士的苦 衷。历代帝王创业，大多凭借武力，但都面临“天下自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 的问题。为长治久安计，不得不崇用和优遇士人，以取得佐治的人才。因此，历 代君主不仅赋予已登仕版的官吏种种特权，即使在野的士子也多享有政治、经 济和法律上的优遇，和农、工、商人在身份上判然有别。瞿同祖教授认为在野士 人的实际权力与在朝官员虽大有区别，两者所受优遇及荣耀则颇为近似，同为 中国社会中的“秀异分子”(lite)④。 儒士的受优遇，在西汉已见端倪。汉代社会中，无论在朝的“大夫”或在野 的“士”都享有崇高的身份⑤。但儒士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自东汉季年以迄 ①陈登原《国史旧闻(1971年，台北)，上册，页228一229 ⑧关于儒家的杜会阶层论，参看T'ung-tsu Ch'i,“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 Its Ideology”,pp. 246-248;及何两棣Ping-tiHo先生所著The Ladder o时Succes时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l964), Pp.1-9and17-21. ③《汉书》（百衲本），九二O。关于中国历朝阳儒阴法的事实，萧公权先生曾著文讨论，见所著“L心 galism and Autocracy in Traditional China'",《清华学报》，新四卷第二期(1964年)，页108-122。 Ch'd,"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 Its Ideology",pp.246-247. Ch',Han Social Structure,pp.63-159
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373 唐代，儒土的地位大不如前。一方面，佛、道日盛，儒家思想的普遍性和影响力 都大为削减；南北各朝，或崇僧伽，或尚玄门，儒士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乃大受威 胁。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政府为门阀所控制。当时，“土庶之分”的“士”，是指 累世簪绥的膏梁华族而言。膏梁华族，固多屡世经术，但其政治与社会地位之 取得，主要是以门第为凭借；儒士所专擅的学术既不是月且人物的评准，更不是 樱朱夺紫的主要工具①。 儒士地位的真正奠定在于两宋。若干史家认为中国近世型的士大夫即出 现于宋代②。儒士在宋代地位上升乃由下列几点原因所促成：一，思想上，儒家 复兴运动肇始于中唐，至北宋中期而达于波澜壮阔、包罗万象的地步；相反地， 佛、道二家已呈再衰三竭之势。这时儒家的声势，乃是空前所未有。此后，学问 与儒家的古典教育几乎成为可以互换的名词，所有的读书人也都自命为儒土。 二，政治上，宋代帝王为提高君权计，极力压抑武人、阀阅，提倡文治，奖励教育， 扩大科举，以为牢笼士人之具，给予种种优待③，以致当时人有“为与士大夫治天 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说法。第三，经济上，八世纪初，均田制即已衰败不行， 加以二税制度以亩定税，政府对土地兼并已不予干涉，至宋代而形成散布各地 广袤的庄园，尤以江南最为普遍。另一方面，宋代城市繁荣，商业发达，形成一 个有余资可以教育子弟的中产阶级。这些新兴的地主及都市中产阶级之家，是 士大夫的温床，也是他们的经济保障。宋代进士多数来自这些拥有坚实经济基 ①毛汉光曾分析两晋南北朝五品以上宫员逾四千人，结果证明67.1%米自士族家庭，见所著《两 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研究(1966年，台北)上册，页362， ②宫崎市定（宋元刀經濟的状態》，载《束洋文化史大系》(1941年，东京），宋元时代，页138一139： 岛田虔次，《朱子婴之陽明學》(1967年，东京)，页14。 ③参看刘子健略论宋代地方官学和私学的消长》，载宋史座谈会输《宋史研究集》，四(1969年，台 北)，页189一207：王德教，《略论宋代国计上的重大难题，载《姚师从晋先生纪念论文集》(1971年，台 北)，页127一143（页132-134）
374/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础的新兴家庭①。 宋代士人成为最受优遇的身份集团，可由下列事实看出：一，在政治前途 上，由于科举的扩张，读书人的出路有了保障，儒家的经术文学与仕进发生制度 性的连锁。进士的上升，虽在中唐已发其滥觞②，但科举在宋代始成为最主要的 登仕途径③。二，在经济上，士大夫享有种种优免。不仅官员之家，列为官户，可 以免除徭役及身丁钱，而太学、州学生及得解举人也可免除徭役身丁④，在学学 生又享有廪给膳食⑤；宋代正是学田及贡士庄的扩张时代®。三，在刑罚上，宋 代继承古来“刑不上大夫”的传统，除去品官及其家人犯法，可以免杖，又可免官 赎罪外⑦，曾与省试的举人犯罪，徒杖也可听赎®。四，在荣誉上，士人成为万民 ①关于庄园之兴起与科举之家的关系，参看周藤吉之《宋代官僚制上大土地所有》(1950年，东 京).E.A.Kracke,Jr.则认为宋代东南进士最多，盖与该地区都会勃兴，商人兴起有关：见氏著 "Rgeion,Family and Individual in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in J.K.Fairbank (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pp.260-262. ②陈寅格认为唐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皆重进士而轻明经，代表士族之衰智及新门之勃兴， 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重庆)，页53一68。孙国栋氏则修正了此一说法，孙氏根据（旧唐书》列 传，证明唐代后期宫员为名族及公卿之家出身者仍达68.8%之多，见孙著《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 《新亚学报》，四(1959年)，页211-304（页279）；Denis Twitchett近曾利用敦趋资料分析唐代统治阶层 的组成，也认为责族始终占据优势；见氏著“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in Denis Twit-. chett and A.F.Wright (eds.),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1974),pp.47-86. ③孙国栋及Kracke二氏的研究皆证明：由于科举之扩大，无官宦家庭背景者得以大量入仕，孙氏 分析宋史中北宋官员列传，指出46.1%的官员系寒族出身（前揭文，页29）。Kracke研究南宋之进士 录，证明及第进士之半数来自无壮宦背景的家庭(Kracke,“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 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2):pp.103-123(1947). ④王德《宋史研究论集》(1968，台北)，页209一212，Brain E.McKnight,.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Chicago,1971),pp.95-121;idem,"Fiscal Privileges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Sung Chi- na",in John W.Haeger (ed.)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Tuscon,1975),pp.91-92. ⑤王健秋《宋代太学与太学生(1965年，台北)，页189一197；超铁寒，《宋代的州学》，截《宋史研究 集》，二(1964年，台北)，页343-362. ⑥杨师联陞《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清华学报》，新二卷第二期(1961年)，页116一130（页 117-118)。 DT'ung-tsu Ch't,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p.179. 图邓開禹《中国考试度史》(1967年，台北)，页172-173
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375 美慕的对象。高门贵族，早成过去；僧、道二门，经过屡行屡禁，声势远不如前， 而读书一途，前程既大，又享受种种优遇，儒士遂成为钦慕的对象。“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一谚正反映了这一事实。 在明、清两代，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经政府认可而享优待的儒士数目大为 增加，他们的特权也有了更明确的规定。秀才、举人以及品官，皆成为政府认可 的“绅衿”或“绅士”，在政治、经济和司法上享有许多优待。绅士地位的取得，固 有一部分是靠财力捐纳而来，但大多数是凭赖个人的学问。关于明清时代绅士 的地位，论者已多，不需费辞①。 在儒士地位的演进史上，自来论者多认为元代是一个儒士地位特为低落的 时代。蒙元继金朝之后，以异族人主中国，建立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征服王朝。 金朝虽然也以外族人主，但颇重进士，元初人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②的说法， 可见儒士并未受到压抑。元代的情形却是不同。元代儒士极受歧视的说法，最 初出于南宋遗民的笔下，即是所谓“九儒十丐”的说法。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 山序说： 滑稻之雄、以儒为戏者日：“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 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 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娟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③ 郑思肖的《铁函心史》也说： 鞑法：一宫、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 所统辖。④ 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1955):T'ung-tsu Ch',Local Gover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Mass.,1962),pp.168-192;Wolfram Eberhard,Social Mob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a (Leiden,1962),pp.204-219. ②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1962年，北京)，卷一O,页7b一8a。 ③《谢选山集（丛书集成），卷二，页20一21. ④《铁函心史(1957年，台北)，下卷，页7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