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6/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谢、郑二氏原是宋遗民中有名的激进派，一方面哀故国的沦亡，另一方面悼衣冠 的沉丧，语出过激，并不意外①。但是二氏所说影响极大，近代前辈学人多仍以 “九儒十丐”一说为引得来衡量元代的社会。例如钱宾四先生在其名著《国史大 纲》中说：“大体当时的社会阶级，除却贵族、军人外，做僧侣信教最高，其次是商 人，再次是工匠，又次是猎户和农民，而中国社会上自先秦以来甚占重要位置的 士人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②蒙思明先生所著《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也 说：“儒人在元代地位的卑劣，虽不至于如谢迭山、郑所南之所形容，居于娼之 下，丐之上，要亦备受苛虐，而无以异于农民、军、站诸户者也。”③因而，蒙氏在分 析元代阶级结构时，便将儒置于僧侣、贵族、地主、富商等所谓“上层阶级”之下， 与军、民、站、医各色户计并列为“中层阶级”，仅高于奴隶、娼妓、佃户等所谓“下 层阶级”④。可见自来学者即使不完全肯定“九儒十丐”的说法，也多认为元代儒 人地位特别低落⑤，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代。 ①关于谢，郑二氏的思趣，参看Frederic W.Motc,“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in A.F.Wright (ed.),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1964),pp.252-290; 师：《铁函心史中的南人与北人问题》，《度贷》，复刊第4卷，第4期(1974年)，页1一18。 ②《国史大纲(1954年，台北)，下册，页470。 ③《元代社会阶级制度(1938年，北平)，页168。 ④同上，页98一206，蒙氏之书，取材宏博，见解颇有过人之处，无疑是元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但 上引元代阶级的分析，领有观念不清的毛病，蒙氏认为元代社会不仅有基于种族而设立的阶级之间的矛 盾，面且有基于经济因素而产生的阶级之间的矛盾。经济阶级间之矛盾，终于超过种族间的矛盾而导致 元代杜会的榭遗，但是，蒙氏所泸列的由经济因素而形成的各阶级中，许多与经济因素无关。地主、富 商、細户固可说由经济而形成，军、民、匠、站及僧但等则都是由政治力量而设定的户计，最初非由经济力 量所形成，而实际上也可贫可富，不能一概而论。军、民、匠、站等户计中固有地主、富商、出户，而富商、地 主、佃户也必定是这些户计中的一种。元代户计制度中，地主、富蛮并不另立。因而，蒙氏所谓“日趋混合 面后元代社会阶级”，实际上包含基于两个全然不同标准而设定的人户类别，无法说明它们个别的经济力 量及负担。 ⑤近似此类的见解，又可见于赵强《咳余必考(1957年，北京)卷四二，页943：陈登原，前据书，下 册，页568-569：岩村忍：《蒙古史杂考》(1943年，东京)，页57一58。前攀学人中对“九儒十丐”一说，也 有不背轻信者，如阮元《两浙金石志》(1824年广东刊本)，14.12b;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1934，北平)， 8.125a一126a;姚师从吾，前揭文，页15一16
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资进史上的一章/377 过去研究元代士人活动者已有不少。这些文字的出发点大多肯定元代士 人地位极其低下，失去传统的出路，从而分析他们在其传统活动范围一仕进、 经术及古典文学一以外的种种活动，如屈身胥吏，退为医卜，遁隐江湖，退避 玄门，或从事于“俚俗”的杂剧创作①。本文则拟从制度史的观点来分析元代儒 士的法定政治、经济地位，并将元代儒士与当时其他各身份团体，以及前后各代 儒士的地位，略作比较，希望从而了解元代儒士的地位是否空前低落，达到“九 儒十丐”的地步。 为使分析具体计，本文研究的对象限于所谓“儒户”。儒户并不包括元代全 部儒士在内。最初设立儒户时，虽以将金、宋科第之家尽量纳入为原则，但在当 时未获纳人之士人已有不少。以后，其他户计下的人丁亦可从师就学，研习学 问。这种土人，虽在实质上和自来儒士并无不同，但在法定身份上不属儒户。 因此，研究元代的儒户并不等于研究士人的全部。但是，以儒户为分析对象有 较为具体之利，因为儒户是元代法定的“诸色户计”的一种，正和民、军、站、匠、 僧、道等户一样②。依职业来划分户计并界定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和权利，是元代 的一种创制，部分为以后明、清所承袭③。在这种户计制度下，儒户有其法定的 权利和义务，正和明、清时代的绅士一样，便于分析。至于不在儒户的士人，并 不具有法定的儒人身份，他们的义务权利和浮沉荣辱，与儒士的身份相关不大。 因此，对儒户的分析，最可具体地看出儒人在元代制度中的地位。 ①这类研究元代士人生活及出处的文字有：程树德，《国做谈苑(1939年，上海)，上册，页87一95， 《元代士人之思想及生活：周祖谟《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辅仁学志》，一四(1946年)页191一214：孙 克究，《元代汉文化之活动》(1968，台北)，同人，《元初南宋遗民韧述》，《东海学报，十五(1974年)，页 13-33: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泽（元杂剧研究》(1960年，台北），页110一162，wi-kam Ho何惠鉴，“Chi- nese under the Mongols",in Sherman E.Lee and Wai-kam Ho(eds.)Chinese Art under the Mongols (Cleveland,1968),pp.73-112;Frederic Mote,op.cit;Lo-shu Fu,"Teng Mu,A Forgotten Chinese Phi- losopher",T'oung pao 52:35-95(1965). ②关于元代的户计制度，黄清连君有颠为深入的研究，见所著元代户计度》(1977，台北)。 ③Ping-tiHo,op.cit,pp.55—67
378/内北国西外中国：裳元史研究 二、儒户设立的由来及经过 元代以前，原无儒户的设置。元代儒户的诞生，原是为救济在兵燹中流离 失所的儒士。一方面使他们与僧、道相等，取得优免赋役的地位：另一方面，也 有为国储存人才之意，并不是有意压抑儒士。 蒙古人崛兴于漠北，在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六年(1211)伐金以前，和中 原既少接触，对中原的城廓衣冠文明也认识不深。加以，蒙人的伐金，不过是其征 服世界战争的一环，汉地不过是以草原社会为中心的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s)的殖民地之一，主要着眼点在于经济的剥削和兵源的罗掘。一直到忽必烈 (Khubilai)于中统元年(1260)即位，五十年间，蒙人迄无在汉地建立中国式王朝的 计划。当时一尤其是在最初二十年间一蒙人对汉地文化及社会传统，不仅认 识肤浅，而且可说是漠不关心。儒家政治学说的重点在于偃武修文、化民成俗和 藏富于民，这和蒙古人征服汉地之目的南被北辙，全无相合之处。儒士之用途受 到忽视，原是自然不过的。成吉思汗时代，耶律楚材供职汗廷，当时便有人怀疑： “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①这恐怕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蒙古征服者的蔑视，加上遍地烽火和朝代鼎革，自来以仕进为主要出路的 汉地士大夫自然受到极大的打击。从他们的观点来看，金亡(1234)前后，真是 一个“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②的时代。他们不仅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有的 更完全失去生计的凭借，不得不在向来为土大夫所卑视的各种行业中求一枝 栖。宋使徐筵于窝阔台汗(godei Khaghan)七年(1235)访问燕京，据他说： 外有亡金之大夫，混于杂役，堕于屠沽，去为黄冠，皆尚称旧官。王宣 抚家有推车数人，呼“运使”，呼“侍郎”。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 免赋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惨伤也！③ 苏天爵国朝文类（四部丛刊），五七·一a。 ② 同上，五七·二二。 G③《黑鞑事略》（收入王国维编注，蒙古史料四种），页495
元代的幡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379 更有许多士大夫沦为驱口（即奴隶），供人驱策。因此，在这一朝代更移，价值变换 的时代，向来“治人”和“食于人”的士君子，真是百无一用，失去了传统的地位。 后来儒士取得赋役的优免，乃是援引僧、道之例。在入侵之初，蒙人对儒士 的价值虽全无认识，僧、道等宗教士却很早便受到汗廷的青睐。蒙古人固有的 宗教为萨蛮教(Shamanism),虽以常生天(M6 ngke tenggri)为最高主宰，而蒙古 可汗亦自称系“倚恃长生天的气力”而君临世界，但宇宙间森罗万象，莫不视为 神灵，是一种泛神教。而萨蛮，也就是蒙语所说的“孛额”(bo'),以能与神灵相 通，祈祷祝福，所以极受崇敬。蒙古人在人侵各文明地区后，对各地宗教之高下 优劣固无力加以判别，因而一视同仁，而把各种教士皆比之为萨蛮①，视为“告天 祝寿者”，有益于国，予以“答刺罕”(darkhan)的身份②，别于编氓、优免赋役。这 ①札奇斯饮师《西域和中原文化对蒙古帝国的影响和元朝的建立》，《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辑 第三册(1967年，台北)，页129一135（页130）。关于蒙古的天授王权的观念，参看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 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食货》，复刊第1卷，一二(1972年)，页1一11：Igor de Rachewi1tz,“Some Re- marks on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hingis Khan's Empire",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7:21- 36(1973.). ②“答刺罕”为一种封号，原多赐予有功者，有此称号者，可享蠲免赋役，有罪不罚等特权。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答判罕，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非勋成不与焉.”（世界书局本，卷一，页32一33）波 斯蒙古史家朱凡尼(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对答刺罕之特权叙述较详：“答刺罕(darkhan)者，可 免役，每战之战利品皆得独享，未经许可亦得出人官帐，犯罪免罚。且此种种特权，可译及九代，”(J心- 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Ctrans.by J.A.Boyle,2 vols.,Cambridge,Mass,1958),I,pp. 37一38)。此种封号原虽仅给予功臣，但宗教士似亦经推及，由下列诸事可证：一、据释念常《佛祖历代通 载（大正新修大戴经）卷二，702e一703a记载禅僧海云于1219年经成吉思汗传旨予以优待，说：“传成吉 思汗皇帝圣旨，道与摩花理(M加kh)国王：尔使人来说底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 活者，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救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即客刺罕）行者！’”伊儿汗国的 学者及理财家Nasir al-Din Tusi在其论财政-文中也说，凡经国王摄升为答判罕之回教及基管数士，皆 (M.Minovi and V.Minorsky,"Nasir al-Din Tusi on Finance",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0:776(1940).显然，教士之免赋投系比照答判罕之特权；但教士恐不得享有免赋役 以外的特权。参看H.F.Schurmann,“Mongolian Tributary Practic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Har. 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322一324(1956)，岩村忍《毛ソ夕)杜會經济史)研究》(1968年，京 都)，页120一121。韩儒林《蒙古容刺罕考，羧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一·二(1940），页 155一180，对此封号的放变与意义，考证甚详，但未言及教士亦可分享答刺罕之特权
380/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种宗教普遍优容政策在成吉思汗时代即已确立，著之于他的法典一“札萨” (Jasagh之中①，为其子孙所奉行不渝。 汉地各宗教中，新道教之一的全真教主邱处机于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西 会成吉思汗，讲道雪山，即已取得免差权，造成全真教在蒙元初年的显赫声势②。 至于佛教，据《佛祖历代通载》的记载，禅僧海云早于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即 已取得诏旨，命“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侮、交达里罕(darkhan)行者！”@。这 时海云所取得之免差权，不知是否包括全部佛教僧侣在内，或仅及于海云之门 徒。但在窝阔台即位之初，佛教僧侣已全部优免赋役，则是不容置疑的④。自北 朝以来，佛道由于屡经政府压抑，特权早已所剩无几，地位远逊于儒士。蒙古初 年确实是一个例外的时代。 儒人之取得和僧、道相等的权利，而有儒户之设，是在窝阔台汗十年 (1238),也就是所谓戊戌之试以后⑤。戊戌之试及儒户之设，主要由于耶律楚材 ①成青思汗对各宗救普予尊崇的规定，见Juvaini,op.cit.,I,p.16;“礼萨"中对散士普遍镯免赋税 的规定则见之于Makrizi(1364一l442)所录：“He decided that no taxes or duties should be imposed upon the descendants of Ali-Bek Abu-Taleb,without exception,as well as upon fakirs,readers of the Al-ko- ran,those who washes the bodies of the dead."(V,A.Riasanovsky,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ongol Law(Tientsin,l937),p.83).关于对“札萨"的讨论，参看Ceorge Vernadsky,“The Scope and Contents.of Chingis Khan's Yas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3:337-360(1938).柯立夫师(F.W. Cleaves),"Fifteen Palace Poems by K'o Chiu-ss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429-430 (1957),田村实造中题征服王朝)研究(1971，京都)，中，页387一443. ②邱处机西行后，为全真数取得之免差诏，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蒙古史料四种），附录，页 398。关于邱处机之西行及元初全真教兴起的关系，姚师从吾曾有论著多篇，其中最后一篇为餐成吉思汗 信任邱处机与这件事对于保全中原传统文化之贡献》，《文史哲学报》，一五(1966年)，页209一307。 ③《佛祖历代通我》，卷二一，73a。关于海云与蒙古汗惩之关系，参看岩井大慧，《日支佛教史论 考(1957年，东京)，页462524。 ①蒙元官籍中所载僧人得与道士同享免差之诏旨最早者为己丑年(1229)所领，见《通制条格》（国 立北平图书馆影印)29.8a一b。 ⑤关于这一次的考试，参看安部健夫《元代知藏人上科舉》，《史林》，四二·六(1959年)，页113一 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