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信息:原载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年第7期411页 土地多重效益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 李黎,吕植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摘要: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人类 适应局地和全球的环境变化带来了机会。然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不足被认为是当前《生物多样性 公约》目标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2020年,《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计划在中国昆明召开,大 会将审议通过“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为适应新的全球战略,提出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主流化的建议:(1)我国现有的森林和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应纳入生物多样性目标;(2)将 农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纳入到我国的生态保护政策;(3)将生物多样性全面纳入到生态保护 政策的考核指标;(4)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评估的专业机构和队伍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自然保护;土地多重效益;农业生物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F062.1:Ⅺ1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995(2019)07-00000 DoI:10.19676/ j cnki.1672-6995.0000306 Land multiple benefits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mpensation LILi. LYU Zhi ( Center for Nature and Society,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iodiversity and the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it provides not only provide a material basis for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human adaptation to loc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However, the lack of mainstreaming of biodiversity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urrent failure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2020, the 15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is scheduled to be held in Kunming. China, and the conference will consider the"Glob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Framework after 2020.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global strategy,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proposed: (1)China's existing forest and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polici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biodiversity target;(2)Incorporating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function of farmland into Chinas ecological protection policies; (3) Integrating biodiversity into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policies;(4) Establishing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nd teams for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and 收稿日期:2019-05-09:修回日期:2019-07-05 作者简介:李黎(1983—),女,安徽省合肥市人,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德国弗莱堡大 学生态学博士,主要从事景观生态学研究 通讯作者:吕植(1965—),女,甘肃省兰州市人,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保护生 物学研究
引用信息：原载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 年第 7 期 4-11 页 1 土地多重效益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1 李黎，吕植*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要：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人类 适应局地和全球的环境变化带来了机会。然而，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不足被认为是当前《生物多样性 公约》目标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2020 年，《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计划在中国昆明召开，大 会将审议通过“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为适应新的全球战略，提出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主流化的建议：（1）我国现有的森林和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应纳入生物多样性目标；（2）将 农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纳入到我国的生态保护政策；（3）将生物多样性全面纳入到生态保护 政策的考核指标；（4）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评估的专业机构和队伍。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自然保护；土地多重效益；农业生物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F062.1；X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995（2019）07-0000-00 DOI：10.19676/j.cnki.1672-6995.0000306 Land Multiple Benefits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ompensation LI Li，LYU Zhi (Center for Nature and Society,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Biodiversity and the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it provides not only provide a material basis for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human adaptation to loc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However, the lack of mainstreaming of biodiversity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urrent failure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2020, the 15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is scheduled to be held in Kunming, China, and the conference will consider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Framework after 2020”.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global strategy,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hina are proposed: (1) China's existing forest and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polici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biodiversity target; (2) Incorporating th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function of farmland into China's ecological protection policies; (3) Integrating biodiversity into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policies; (4) Establishing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nd teams for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1收稿日期：2019-05-09；修回日期：2019-07-05 作者简介：李黎（1983—），女，安徽省合肥市人，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德国弗莱堡大 学生态学博士，主要从事景观生态学研究。 通讯作者：吕植（1965—），女，甘肃省兰州市人，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保护生 物学研究
引用信息:原载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年第7期411页 Key wor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nature protection; multiple benefits of land;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1《生物多样性公约》面临的挑战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指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 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全球环境变化的 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也为人类适应局地和全球的环境变化带来了机会四。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 会上,全球首次就保护生物多样性达成了共识,签署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下 文简称《公约》),以实现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 《公约》被认为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份关键性文件,缔约方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96个国 家和地区。然而,实现《公约》2050愿景的道路并不平坦。评估表明,《公约》在2010年前“遏 制全球生物多样性衰减”的目标未能实现,主要原因是“主流化”不足。为此,2020生物多样性 目标,又称“爱知目标”,将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列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的首位,明确提出“通 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整个政府和社会的主流以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问题”田。然而,目前67% 的《公约》国家报告承认其2020目标无法在最后期限前完成,“爱知目标”再次受挫。 2020年,《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计划在中国昆明召开,COP15将审议通过“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鉴于爱知目标中保护全球“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10%的沿海 和海洋地区”已不足以减缓当前物种急剧减少的趋势阿,保护界逐步形成了共识—-2020后目标 必须更加“具有雄心”,例如,保护50%的陆地和海洋,并加强对高生产力地区的关注。因此, 人们期待着“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带来一次自然保护的范式转换( paradig皿 shift) 突破传统保护地的边界,通过多样化的保护形式,扩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围,并形成全球战 略 鉴于全球8%的土地将很难被纳入正规保护地的框架,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农业、森林和渔业等部门 的主流化是减缓物种丧失,实现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全球尺度上,农业用地,包括耕地、草原等, 达陆地面积的40%。然而,对未来发展场景的预测显示,与农业相关的驱动因素将造成70%陆地 生物多样性丧失。应对这一威胁,《公约》爱知目标第七项计划“到2020年,农业、水产养殖 及林业覆盖的区域实现可持续管理,确保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农 业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2019年,FA0对纳入农业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了细 分,定义了“粮农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其中包括“作物 畜牧、森林和水产养殖系统中的驯化植物与家养动物,采收的森林和水生物种,驯化物种的野生近 缘体,作为食品或其他产品采收的其他野生物种,以及所谓的‘相关生物多样性’,即:生活在粮 食和农业生产系统内部或周边的各种有机体 2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Montreal. 2014 3粮农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罗马,2019
引用信息：原载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 年第 7 期 4-11 页 2 Key wor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nature protection; multiple benefits of land;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1 《生物多样性公约》面临的挑战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指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1]。 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全球环境变化的 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也为人类适应局地和全球的环境变化带来了机会[2]。1992 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 会上，全球首次就保护生物多样性达成了共识，签署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下 文简称《公约》)，以实现 2050 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 《公约》被认为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份关键性文件，缔约方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196 个国 家和地区。然而，实现《公约》2050 愿景的道路并不平坦。评估表明，《公约》在 2010 年前“遏 制全球生物多样性衰减”的目标未能实现，主要原因是“主流化”不足[3]。为此，2020 生物多样性 目标，又称“爱知目标”，将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列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的首位，明确提出“通 过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整个政府和社会的主流以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问题”[1]。然而，目前 67% 的《公约》国家报告承认其 2020 目标无法在最后期限前完成[4]，“爱知目标”再次受挫。 2020 年，《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COP15)计划在中国昆明召开，COP15 将审议通过“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鉴于爱知目标中保护全球“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 10%的沿海 和海洋地区”已不足以减缓当前物种急剧减少的趋势[5-6]，保护界逐步形成了共识——2020 后目标 必须更加“具有雄心”，例如，保护 50%的陆地和海洋，并加强对高生产力地区的关注[5-9]。因此， 人们期待着“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带来一次自然保护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 [10]，突破传统保护地的边界，通过多样化的保护形式，扩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围，并形成全球战 略。 鉴于全球 80%的土地将很难被纳入正规保护地的框架，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农业、森林和渔业等部门 的主流化是减缓物种丧失，实现可持续利用的关键[11]。全球尺度上，农业用地，包括耕地、草原等， 达陆地面积的 40%[12]。然而，对未来发展场景的预测显示，与农业相关的驱动因素将造成 70%陆地 生物多样性丧失2[13]。应对这一威胁，《公约》爱知目标第七项计划“到 2020 年，农业、水产养殖 及林业覆盖的区域实现可持续管理，确保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 [1]。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农 业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2019 年，FAO 对纳入农业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了细 分，定义了“粮农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其中包括“作物、 畜牧、森林和水产养殖系统中的驯化植物与家养动物，采收的森林和水生物种，驯化物种的野生近 缘体，作为食品或其他产品采收的其他野生物种，以及所谓的‘相关生物多样性’，即：生活在粮 食和农业生产系统内部或周边的各种有机体” 3。 2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Montréal,2014。 3 粮农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罗马,2019
引用信息:原载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年第7期411页 2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策略和国际案例 中国是世界农业用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17个国家之一。 基于文献综述和公民科学数据的研究和报告显示1,当前我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仅覆盖了3.15% 的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重要的保护地区包括西南山地至秦岭地区、长江中下游和华北环渤海区域 西南山地、云南南部边境地区、长江中下游沿岸、东南地区局部山地和台湾岛、海南岛是最受关注 的濒危物种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大部分受威胁物种分布于保护区之外,而我国的农地,特别是耕 地,为许多保护物种提供了栖息地。 生物多样性在农业部门的主流化首先引发了学界就应对“土地稀缺性”不同策略的讨论間。这 场长达十年的学术辩论聚焦土地具有的“食品生产”与“物种保护”两种功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 土地利用的不同策略:“土地分让( land sparing)”或“土地分享(1 and sharing)”1m。支持 “土地分让”的学者认为应该在部分土地上开展高投入、集约化的农业,最大化地利用土地以满足 食品供应,同时节省出土地作为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支持“土地分享”的学者则赞成在更大面积 的土地上采用粗放、低投入、小规模的农业方式,实现农作物与野生物种的共存。然而,实证研究 并没有对“土地分让”或“土地分享”对自然保护的成效达成一致性的结论。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学者对这一过于简单的二分法进行了批判,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业生产并不孤立:生物多样 性为作物提供了传花授粉、病虫防治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从而保障甚至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同时,环境友好的农业管理方式,如可持续的集约化农业(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也可 以对生物多样性形成较高的容纳力°。部分科学家提出了协调多种土地使用目标的“景观方法” (1 andscape approach)-,通过景观多样化或优化农业景观格局以提高农地及周边的生物多样性, 改善土壤和水分的管理,同时增加作物产量 就国际经验来看,生物多样性在农业部门主流化起步较早也较为成功的是欧盟案例。自2000 起,欧盟就将农业的多重功能性 Multifunctionality)纳入其农业政策之中圆。2013年,欧盟对 其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更为绿色”的改革,将农业提供的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作为农业 的“外部性”,通过“绿色直接支付”对农户进行生态补偿,该补偿占到欧盟成员国农业支付总 额的30%。欧盟农业政策的自然保护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①将5%的农业用地转变为生态重点区 ( Ecological Focus Areas),要求在农业用地上直接采取包括种植固氮作物,打造景观带等保护性 措施;②保护欧盟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境类型一一永久性草场,使2020年前永久性草场的 面积丧失率不高于5%,防止低投入、管理粗放、物种丰富度高的草场转变为高投入、物种单一的 草地 几乎与欧盟同步,瑞士联邦政府在其2014-2017年的农业政策中加大了生态直接支付的份额, 将10%的预算用于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要求要根据生物多样性差异发放补贴。为此,瑞士联 4王昊顾闻丞张迪,王旭,罗玫,胡若成,顾燚芸,姚锦仙,张晓川,吴恺悦,史湘莹,朱子云,靳彤,张颖溢,拱 子凌,冯杰,赵翔,李小龙北京,2016 5 FAO Rome: FAO Commission on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Assessments, 2019
引用信息：原载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 年第 7 期 4-11 页 3 2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策略和国际案例 中国是世界农业用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17 个国家之一[13]。 基于文献综述和公民科学数据的研究和报告显示4[14]，当前我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仅覆盖了 3.15% 的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重要的保护地区包括西南山地至秦岭地区、长江中下游和华北环渤海区域。 西南山地、云南南部边境地区、长江中下游沿岸、东南地区局部山地和台湾岛、海南岛是最受关注 的濒危物种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大部分受威胁物种分布于保护区之外，而我国的农地，特别是耕 地，为许多保护物种提供了栖息地。 生物多样性在农业部门的主流化首先引发了学界就应对“土地稀缺性”不同策略的讨论[15]。这 场长达十年的学术辩论聚焦土地具有的“食品生产”与“物种保护”两种功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 土地利用的不同策略：“土地分让(land sparing)”或“土地分享(land sharing)”[16-17]。支持 “土地分让”的学者认为应该在部分土地上开展高投入、集约化的农业，最大化地利用土地以满足 食品供应，同时节省出土地作为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支持“土地分享”的学者则赞成在更大面积 的土地上采用粗放、低投入、小规模的农业方式，实现农作物与野生物种的共存。然而，实证研究 并没有对“土地分让”或“土地分享”对自然保护的成效达成一致性的结论[18]。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学者对这一过于简单的二分法进行了批判，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业生产并不孤立：生物多样 性为作物提供了传花授粉、病虫防治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从而保障甚至提高了农业生产力[19] ； 同时，环境友好的农业管理方式，如可持续的集约化农业(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也可 以对生物多样性形成较高的容纳力5。部分科学家提出了协调多种土地使用目标的“景观方法” (landscape approach)[20]，通过景观多样化或优化农业景观格局以提高农地及周边的生物多样性， 改善土壤和水分的管理，同时增加作物产量[21-22]。 就国际经验来看，生物多样性在农业部门主流化起步较早也较为成功的是欧盟案例。自 2000 起，欧盟就将农业的多重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纳入其农业政策之中[23]。 2013 年，欧盟对 其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更为绿色”的改革[24]，将农业提供的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作为农业 的“外部性”，通过“绿色直接支付”对农户进行生态补偿[25] ,该补偿占到欧盟成员国农业支付总 额的 30%。欧盟农业政策的自然保护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①将 5%的农业用地转变为生态重点区 (Ecological Focus Areas)，要求在农业用地上直接采取包括种植固氮作物，打造景观带等保护性 措施；②保护欧盟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境类型——永久性草场，使 2020 年前永久性草场的 面积丧失率不高于 5%，防止低投入、管理粗放、物种丰富度高的草场转变为高投入、物种单一的 草地。 几乎与欧盟同步，瑞士联邦政府在其 2014—2017 年的农业政策中加大了生态直接支付的份额， 将 10%的预算用于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要求要根据生物多样性差异发放补贴[26]。为此，瑞士联 4 王昊顾,闻丞,张迪, 王旭, 罗玫, 胡若成, 顾燚芸, 姚锦仙, 张晓川, 吴恺悦, 史湘莹, 朱子云, 靳彤, 张颖溢, 拱 子凌, 冯杰, 赵翔, 李小龙. 北京, 2016。 5 FAO.Rome:FAO Commission on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Assessments,2019
引用信息:原载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年第7期411页 邦农业研宄机构 Agroscope组织科学家和农民进行协商,共同制定了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指标,包括 物种、栖息地、农地管理三项凹。截至2015年,瑞士约有70%的农民完成了生物多样性评估 值得一提的是,志愿者团体在整个欧洲的生物多样性评估和监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 明,2009年欧盟区内395个生物多样性监测项目总计政府支出四百万欧元,而监测的实际人力投 入高达148,690天人,人力成本折合一千三百万欧元。其中志愿者团体,如观鸟组织、蝴蝶爱好者 组织等的志愿投入,为生物多样性监测节省了近70%的支出 3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的思考 从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截至2016年)对各类群濒危物种分布区的覆盖率来看,濒危哺乳 动物占16.2%,濒危鸟类占2.1%,濒危两栖动物占6.2%,濒危爬行动物占3.1%,濒危植物占1.9%。 从空间格局上看,面积较大的保护区主要在西部地区,除兽类外,对其他类群的濒危物种栖息地覆 盖存在很大空缺(参见图1)圆 90°E 自然文化遗产 少优先 省级行政区划 一国界 南速配 图1中国自然保护地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布格局圆 很明显,我国目前的保护地体系尽管已经覆盖约18%的国土面积,但由于空间分布上偏西偏北, 对我国主要分布于东部和南部的大多数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足。而进一步扩大保护地范围在人口众多 发展压力仍然很大的中国面临挑战。加之我国东部和南部人口众多,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多呈现破 碎的格局,与人类活动镶嵌,建立有一定面积要求的保护地不具备条件。因此,我国兽类以外的生 物多样性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保护地以外的栖息地进行有效的保护。目前,我国对国土空间 进行了主体功能区划。在国务院关于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2010)46号) 四中,按开发内容,将主体功能区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别以提供 工业品和服务产品、农产品、生态产品为其主要功能,并辅助承担其他功能。该通知对功能区划的
引用信息：原载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 年第 7 期 4-11 页 4 邦农业研究机构 Agroscope 组织科学家和农民进行协商，共同制定了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指标，包括 物种、栖息地、农地管理三项[27]。截至 2015 年，瑞士约有 70%的农民完成了生物多样性评估[28]。 值得一提的是，志愿者团体在整个欧洲的生物多样性评估和监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 明，2009 年欧盟区内 395 个生物多样性监测项目总计政府支出四百万欧元，而监测的实际人力投 入高达 148,690 天人，人力成本折合一千三百万欧元。其中志愿者团体，如观鸟组织、蝴蝶爱好者 组织等的志愿投入，为生物多样性监测节省了近 70%的支出[29]。 3 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的思考 从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截至 2016 年）对各类群濒危物种分布区的覆盖率来看，濒危哺乳 动物占 16.2%，濒危鸟类占 2.1%，濒危两栖动物占 6.2%，濒危爬行动物占 3.1%，濒危植物占 1.9%。 从空间格局上看，面积较大的保护区主要在西部地区，除兽类外，对其他类群的濒危物种栖息地覆 盖存在很大空缺（参见图 1） [30]。 图 1 中国自然保护地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布格局[30] 很明显，我国目前的保护地体系尽管已经覆盖约 18%的国土面积，但由于空间分布上偏西偏北， 对我国主要分布于东部和南部的大多数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足。而进一步扩大保护地范围在人口众多 发展压力仍然很大的中国面临挑战。加之我国东部和南部人口众多，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多呈现破 碎的格局，与人类活动镶嵌，建立有一定面积要求的保护地不具备条件。因此，我国兽类以外的生 物多样性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保护地以外的栖息地进行有效的保护。目前，我国对国土空间 进行了主体功能区划。在国务院关于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2010〕46 号） [31]中，按开发内容，将主体功能区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别以提供 工业品和服务产品、农产品、生态产品为其主要功能，并辅助承担其他功能。该通知对功能区划的
引用信息:原载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年第7期411页 分类及其之间的关系也做出了解释(图2)。与此配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自 2008年以来开始实施,力度逐年加大,到2017年已经覆盖818个县,2019年支付金额达811亿 主体功能区分类及其功能 开发方式 城市化地区 提供工业品 提供农产品 和服务产品 和生态产品 重点开发区 提供衣产品 提供生 务产品及工业品 限制开发区 理供农产品和 禁止开发区域 重点生态功能区 供生态产品 产品及工业 农业战略格局示意图 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示意图 重点生态功能区 图2主体功能区的分类、功能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空间分布 (仿自《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 然而,我们看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其中包含自然保护地),没有将生物多样 性富集的东部和南部纳入(图2)。中国东部和南部与生物多样性重叠度高的栖 息地主要是农业区的农田,目前农田的生物多样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认可,更没有进入生态 补偿的范围 全球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为农地,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边际效益最高的地域 在主体功能区划中,农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定位在“其他功能”之下,但其作为野生物种栖息地的功 能没有明确。在我国,保护区外的农地,包括草原及耕地等,所提供的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服务功能 应当被视为农业用地在满足其主体功能之外提供的环境外部性得到认可,将农地作为“功能共享” 的用地类型,并参照欧洲的经验按照其保护价值、保护行为和保护成效,享受有差别的梯级生态补 偿。兼顾农业生产与生物多样性,势必要求农业生产中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人们普遍关心的食品 安全也会因此受益,人与生物多样性相得益彰 我国的生态补偿资金额在全球首屈一指,彰显了中央政府对生态保护的决心。在2014年提交 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五次国家履约报告数据显示,截至当年,我国的生态补偿投资高达 7906.7亿元,其中农业相关的补偿占46.9%,包括退耕还林3247亿元,退牧还草175.7亿元,草
引用信息：原载于《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 年第 7 期 4-11 页 5 分类及其之间的关系也做出了解释（图 2）。与此配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自 2008 年以来开始实施，力度逐年加大，到 2017 年已经覆盖 818 个县[32]，2019 年支付金额达 811 亿 元 [33]。 图 2 主体功能区的分类、功能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空间分布 （仿自《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 [31]） 然而，我们看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其中包含自然保护地），没有将生物多样 性富集的东部和南部纳入（图 2）。中国东部和南部与生物多样性重叠度高的栖 息地主要是农业区的农田，目前农田的生物多样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认可，更没有进入生态 补偿的范围。 全球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为农地，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边际效益最高的地域。 在主体功能区划中，农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定位在“其他功能”之下，但其作为野生物种栖息地的功 能没有明确。在我国，保护区外的农地，包括草原及耕地等，所提供的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服务功能， 应当被视为农业用地在满足其主体功能之外提供的环境外部性得到认可，将农地作为“功能共享” 的用地类型，并参照欧洲的经验按照其保护价值、保护行为和保护成效，享受有差别的梯级生态补 偿。兼顾农业生产与生物多样性，势必要求农业生产中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人们普遍关心的食品 安全也会因此受益，人与生物多样性相得益彰。 我国的生态补偿资金额在全球首屈一指，彰显了中央政府对生态保护的决心。在 2014 年提交 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五次国家履约报告数据显示[34]，截至当年，我国的生态补偿投资高达 7906.7 亿元，其中农业相关的补偿占 46.9%，包括退耕还林 3247 亿元，退牧还草 175.7 亿元，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