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既定的历史时期都会落入占统治地位的标准之中。带着对资产阶 级文化的理性潜力一—一种在生产力发展的压力下会在社会运动中 释放的潜力一一的历史哲学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计划兴起 之后又衰落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 阿多诺所发起的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使他们深信,在后自由社会里, 文化正在丧失它的自主权,并日益被并入经济行政系统的运作机构 之中。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批判思想本身,都越来越趋向一种与它们 的对立面( bleak?)同化的视角。在受到全面管理的社会中,只有扩 张到社会整体的工具理性得到了体现;任何存在的事物都被转变成了 一个真正的抽象物。然而,在那种情况下,被这些抽象物控制并变形 的东西便逃脱了经验探究。 发展一种交叉学科形式的批判理论是暗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 学为基础的,而这种历史哲学的脆弱性足以解释为什么它不得不失败 以及为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这一研究项目有计划地缩减至对《启 蒙的辩证法》(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的思辩考察。关于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之间辨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假设,已经被转变为关于一 个历史客观目的论的伪规范命题( pseudonormative propositions)。这 就是理性觉醒背后的动力,这一动力曾在资产阶级的理想中有过模糊 的表达。批判理论只能在一种历史哲学中确保它的规范( normative) 基础。然而这个基础不能支持一项经验研究计划。 这一点在以下这个意义上也很明显:缺少一个像日常生活世界的 交往实践( communicatIve practice)这样被明确界定的客体范围,在
6 任何既定的历史时期都会落入占统治地位的标准之中。带着对资产阶 级文化的理性潜力——一种在生产力发展的压力下会在社会运动中 释放的潜力——的历史-哲学的信心，20 世纪 30 年代的研究计划兴起 之后又衰落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 阿多诺所发起的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使他们深信，在后自由社会里， 文化正在丧失它的自主权，并日益被并入经济-行政系统的运作机构 之中。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批判思想本身，都越来越趋向一种与它们 的对立面（bleak？）同化的视角。在受到全面管理的社会中，只有扩 张到社会整体的工具理性得到了体现；任何存在的事物都被转变成了 一个真正的抽象物。然而，在那种情况下，被这些抽象物控制并变形 的东西便逃脱了经验探究。 发展一种交叉学科形式的批判理论是暗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 学为基础的，而这种历史哲学的脆弱性足以解释为什么它不得不失败 以及为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这一研究项目有计划地缩减至对《启 蒙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的思辩考察。关于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之间辨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假设，已经被转变为关于一 个历史客观目的论的伪规范命题（pseudonormative propositions）。这 就是理性觉醒背后的动力，这一动力曾在资产阶级的理想中有过模糊 的表达。批判理论只能在一种历史哲学中确保它的规范（normative） 基础。然而这个基础不能支持一项经验研究计划。 这一点在以下这个意义上也很明显：缺少一个像日常生活世界的 交往实践（communicative practice）这样被明确界定的客体范围，在
这一交往实践中理性结构( rationality structures)得以体现,而物化 过程也有踪迹可寻。批判理论的基本概念使个人意识直接面对整合的 经济和行政机制,而这些机制只是向着心理内部伸展(? which were only extended inward, intrapsychical)。与此相对,交往行动理论通 过分析,为它自己确定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层结构的理性内容,而这 种分析开始是重构性的,即非历史性的。它描述行动的结构与相互理 解的结构,这种结构被发现于现代社会之称职成员的直觉性知识中。 而要从这些理论再回到一种对发展逻辑问题和发展动力问题不加区 分的历史理论已无退路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从其哲学的积重 ( philosophical ballast之下中解脱出来。1这需要两个抽象过程:(i) 将认知结构的发展从事件的历史动力中抽象出来,和(i)将社会的进 化从生活形式的历史凝结中抽象出来。二者都有助于避免历史哲学所 赖以存在的基本范畴的混淆。 这样发展出来的理论就不再以考察内在于生活传统形式中的具体 理想为起点。它必须将自己定位在学习过程的范围,这种学习过程是 在某个既定的时间由历史地达到的一定学习水平所开启的。它必须避 免将总体( totalities)、生活和文化的形式、生活情境以及时代作为一 个整体来加以批判性地评价和规范性地命令。而它也可以采用一些早 期批判理论的交叉学科研究计划对其仍具有启发意义的一些意图。 B.一—(当走到对交往行动理论之主要特征的一项复杂研究的尽 头时,这一建议甚至不能被视为一张“期票”。?)它与其说是一种
7 这一交往实践中理性结构（rationality structures）得以体现，而物化 过程也有踪迹可寻。批判理论的基本概念使个人意识直接面对整合的 经济和行政机制，而这些机制只是向着心理内部伸展（？which were only extended inward，intrapsychically）。与此相对，交往行动理论通 过分析，为它自己确定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深层结构的理性内容，而这 种分析开始是重构性的，即非历史性的。它描述行动的结构与相互理 解的结构，这种结构被发现于现代社会之称职成员的直觉性知识中。 而要从这些理论再回到一种对发展逻辑问题和发展动力问题不加区 分的历史理论已无退路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从其哲学的积重 （philosophical ballast）之下中解脱出来。16这需要两个抽象过程：(i) 将认知结构的发展从事件的历史动力中抽象出来，和 (ii)将社会的进 化从生活形式的历史凝结中抽象出来。二者都有助于避免历史哲学所 赖以存在的基本范畴的混淆。 这样发展出来的理论就不再以考察内在于生活传统形式中的具体 理想为起点。它必须将自己定位在学习过程的范围，这种学习过程是 在某个既定的时间由历史地达到的一定学习水平所开启的。它必须避 免将总体（totalities）、生活和文化的形式、生活情境以及时代作为一 个整体来加以批判性地评价和规范性地命令。而它也可以采用一些早 期批判理论的交叉学科研究计划对其仍具有启发意义的一些意图。 B.——（当走到对交往行动理论之主要特征的一项复杂研究的尽 头时，这一建议甚至不能被视为一张“期票”。 ？）它与其说是一种
承诺还不如说是一种推测。为了使交往行动理论不至显得全无根据, 接下来,我将对上面提及的主题,以相同的顺序作一简要的评论。我 还想要通过这些说明性的评述来强调一种社会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特 征和灵活性,而这种方法的卓有成效只有在社会和哲学研究的衍生结 果中才能得到证实。至于一种社会理论能在它自身中完成些什么,以 及能完成些关于它自身的什么——这就好像一个放大镜的聚焦能力。 只有当社会科学不再迸发一丁点的思想火花时,社会理论才真正过时 (a)关于后自由社会的整合形式问题:西方国家的理性主义产生于 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框架内。因为这个原因,追随马克思和韦伯 的研究思路,我考察了与这一社会类型相联系的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并 描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在后自由社会,这条路径出现了一个分 叉:现代化在一个方向上通过由经济积累所内生的问题( endogenously produced problems)向前推进,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则通过由国家的 理性化努力所产生的问题向前推进。随着组织化的资本主义 ( organized cap italism)的发展,福利国家大众民主的政治秩序形成 了。然而在某些地方,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遭到社会解体威胁的生 产方式只有在集权的政治形式或法西斯主义的秩序下才能维持一段 时间。随着社会主义科层制的发展,一种由国家政党独裁的政治秩序 形成了。近年来,斯大林主义的武力统治已让位于较温和的后斯大林 政权;工人的民主运动与党内的民主决策过程目前仅仅在波兰才初露 端倪。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与这两种主要模式所产生的偏差,似乎
8 承诺还不如说是一种推测。为了使交往行动理论不至显得全无根据， 接下来，我将对上面提及的主题，以相同的顺序作一简要的评论。我 还想要通过这些说明性的评述来强调一种社会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特 征和灵活性，而这种方法的卓有成效只有在社会和哲学研究的衍生结 果中才能得到证实。至于一种社会理论能在它自身中完成些什么，以 及能完成些关于它自身的什么——这就好像一个放大镜的聚焦能力。 只有当社会科学不再迸发一丁点的思想火花时，社会理论才真正过时 了。 (a)关于后自由社会的整合形式问题：西方国家的理性主义产生于 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框架内。因为这个原因，追随马克思和韦伯 的研究思路，我考察了与这一社会类型相联系的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并 描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在后自由社会，这条路径出现了一个分 叉：现代化在一个方向上通过由经济积累所内生的问题（endogenously produced problems）向前推进，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则通过由国家的 理性化努力所产生的问题向前推进。随着组织化的资本主义 （organized capitalism）的发展，福利国家大众民主的政治秩序形成 了。然而在某些地方，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遭到社会解体威胁的生 产方式只有在集权的政治形式或法西斯主义的秩序下才能维持一段 时间。随着社会主义科层制的发展，一种由国家政党独裁的政治秩序 形成了。近年来，斯大林主义的武力统治已让位于较温和的后斯大林 政权；工人的民主运动与党内的民主决策过程目前仅仅在波兰才初露 端倪。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与这两种主要模式所产生的偏差，似乎
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特性,尤其是取决于所涉国家的政治文 化。无论如何,即使是在社会整合类型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病变类型的 最一般化水平上,这些偏差也需要用历史的规定性( historical specifications来加以说明。如果我们允许自己采取一种简单的理想 类型方式,并把自己局限在后自由社会的两个主要变量上,如果我们 从这一假设开始:即异化现象表现为由系统所诱发的生活世界的变 形,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社会组织的原则、危机趋势的种类以及 社会病变的形式进行一个比较研究 根据我们的假设,一个相当理性化的生活世界是现代化进程的初 始条件之一。金钱和权力必须可能在生活世界中被固定为媒介,即通 过积极立法来使之制度化。如果满足这些条件,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 就能够被分化出来,而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一种互补的关系,并借助 引导媒介( steer ing media)与它们的环境进行互换。在这一系统分化 的水平上,现代社会出现了,最初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后—从它们 自身爆发出的(?)——是科层制-社会主义社会。一旦经济系统发 展出自身增长的内在动力,并带着其自身的种种内生性问题对社会的 整体发展起领头作用——即拥有优先进化权( evolutionary primacy), 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便从此开端了。在大多数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 制和制度化的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当行政行动系统获得了与经济系统 相关并与之相似的自身发展动力时,现代化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向前发 展 这些组织原则一旦建立,就会在功能上相互牵联的子系统、存在
9 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特性，尤其是取决于所涉国家的政治文 化。无论如何，即使是在社会整合类型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病变类型的 最一般化水平上，这些偏差也需要用历史的规定性（historical specifications）来加以说明。如果我们允许自己采取一种简单的理想 类型方式，并把自己局限在后自由社会的两个主要变量上，如果我们 从这一假设开始：即异化现象表现为由系统所诱发的生活世界的变 形，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社会组织的原则、危机趋势的种类以及 社会病变的形式进行一个比较研究。 根据我们的假设，一个相当理性化的生活世界是现代化进程的初 始条件之一。金钱和权力必须可能在生活世界中被固定为媒介，即通 过积极立法来使之制度化。如果满足这些条件，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 就能够被分化出来，而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一种互补的关系，并借助 引导媒介（steering media）与它们的环境进行互换。在这一系统分化 的水平上，现代社会出现了，最初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后——从它们 自身爆发出的（？）——是科层制-社会主义社会。一旦经济系统发 展出自身增长的内在动力，并带着其自身的种种内生性问题对社会的 整体发展起领头作用——即拥有优先进化权（evolutionary primacy）， 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便从此开端了。在大多数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 制和制度化的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当行政行动系统获得了与经济系统 相关并与之相似的自身发展动力时，现代化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向前发 展。 这些组织原则一旦建立，就会在功能上相互牵联的子系统、存在
于封闭的子系统中的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以及媒介固定于其中的生 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间出现互换关系( interchange relations)。或多或 少从物质再生产的任务中解脱出来的生活世界,转而能够在符号结构 方面变得更加多样化,并能够将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内在逻辑解放出 来。与此同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系统被( set off?)为系统所处 的环境。是经济系统还是国家机制获得优先进化权,将决定是私人占 有者还是有政治背景的社会成员将成为陷入危机的关键;这种危机正 从子系统转移到生活世界。在经过现代化的社会中,发生在生活世界 的物质再生产领域中的混乱表现为顽固的系统上的失调;后者要么直 接以危机的形式产生效果,要么引发生活世界中的病变。 引导性危机( steering crises)最初是与市场经济的商业循环联系 起来被研究的。在科层制社会主义中,危机的趋势产生于计划管理中 的自我阻碍( self-blocking)机制,正如它另一方面产生于积累过程 的内生性中断( endogenous interruptions)。如同交换理性的内在矛盾 ( paradoxes)-样,计划理性的内在矛盾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 理性行动的取向由于出乎期望之外的系统性效果而与其自身相矛盾。 这些危机趋势不仅在它们所产生的子系统中成为现实,也在它们得以 被转移入的补充性行动系统中成为现实。正如资本主义经济有赖于国 家的组织状况,社会主义计划科层制也不得不有赖于经济的自我引导 状况。发达的资本主义在相反的“市场自我修复能力”政策与国家干 涉主义政策之间摇摆不定。17结构上的两难境地在另一方面甚至更加 明显,政策无助地在日益增强的中央计划与权力分散
10 于封闭的子系统中的生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以及媒介固定于其中的生 活世界的社会成分之间出现互换关系（interchange relations）。或多或 少从物质再生产的任务中解脱出来的生活世界，转而能够在符号结构 方面变得更加多样化，并能够将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内在逻辑解放出 来。与此同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系统被（set off ？）为系统所处 的环境。是经济系统还是国家机制获得优先进化权，将决定是私人占 有者还是有政治背景的社会成员将成为陷入危机的关键；这种危机正 从子系统转移到生活世界。在经过现代化的社会中，发生在生活世界 的物质再生产领域中的混乱表现为顽固的系统上的失调；后者要么直 接以危机的形式产生效果，要么引发生活世界中的病变。 引导性危机（steering crises）最初是与市场经济的商业循环联系 起来被研究的。在科层制社会主义中，危机的趋势产生于计划管理中 的自我阻碍（self-blocking）机制，正如它另一方面产生于积累过程 的内生性中断（endogenous interruptions）。如同交换理性的内在矛盾 （paradoxes）一样，计划理性的内在矛盾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 理性行动的取向由于出乎期望之外的系统性效果而与其自身相矛盾。 这些危机趋势不仅在它们所产生的子系统中成为现实，也在它们得以 被转移入的补充性行动系统中成为现实。正如资本主义经济有赖于国 家的组织状况，社会主义计划科层制也不得不有赖于经济的自我引导 状况。发达的资本主义在相反的“市场自我修复能力”政策与国家干 涉主义政策之间摇摆不定。17结构上的两难境地在另一方面甚至更加 明 显 ， 政 策 无 助 地 在 日 益 增 强 的 中 央 计 划 与 权 力 分 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