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大舅舅突然失忆,糊涂多日后辞世,年仅65岁。母亲在自己大弟的床前号啕大 怎么也劝不住。自那以后,母亲一天天萎靡了。她的眼神迷离起来,经常望着很远的地 方发呆 她有高血压,一直靠吃药维持,从那以后,她经常脸涨得通红而且嗜睡。之后,胃病、 白内障、灰指甲、综合性肾炎接踵而至,她的精神一日不如一日。中药复西药,最多时一天 要吃十几种各色药丸(片)。后来,她一看见药就发怵 大剂量激素维持着她的身体机能,也改变了她的容颜。六七月时,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你恐怕都不认识你妈了。我是有准备的,可在八月中旬回到家,我还是吓了一跳:母亲的面 容完全变了。 年多时间,进出医院四次,刚开始还能消肿,到最后,医生以找不到扎针的血管为由 逼迫母亲出院。家人明白,母亲来日无多了 她突然陷入昏迷,然后就离开了我们 看着母亲的棺材徐徐沉入大地深处,我的心里空了。从今往后,没有什么能填满那个空 了。母亲张彩勤,陕西省扶风县五泉乡绛中村人,育有四子一女,留在人间的身份证上面注 明:她生于1940年 在村委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母亲变成了“张老孺人",“含辛茹苦~勤劳持家”之类的词语覆 盖了她真实的一生。没有给我念悼词的机会,我说给母亲的话只好写在这里了: 尊敬的各位亲友: 今天是我母亲下葬的日子 老人家的大半生,都是在动荡和焦虑中度过的。她的婚姻也很不幸,追求进步的丈夫抛 弃了她,她被迫带着两个孩子改嫁。那段时间,她为孩子的命运担忧,思前想后睡不着觉, 视力急剧下降。 母亲带着我和妺妹改嫁后,碰到了命中的贵人——我们的父亲。从此,她和智慧、好强、 包容的丈夫一起,经营起这个一穷二白的家 那个时候,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常年在外奔波做活,母亲承担起了照顾一家人的重担 她既要出工,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在我的记忆里,她为了让我们吃饱,把能吃的都吃了 最艰难的时候,甚至把玉米芯煮成糊糊来吃。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最后一个端起碗,看哪 个还没吃够,她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倒一些给他,她常常开水就剩馍吃几口了事 那个时候,没有男劳力的家庭会被人瞧不起,分粮食的时候,母亲总是躲到角落里。拿 到少得可怜的粮食,她愁眉不展,会忍不住念叨出声:娃们正在长身体,这怎么能吃一年啊? 她不止一次地点着我的额头说:你啥时候能长大挣工分了,咱家就能多分点吃的了 她和父亲一起精打细算,想过上让人尊敬的日子。他们曾先后两次盖房,第一次盖房的 时候,母亲拿出了外祖父外祖母分给她的四十几块银元—地主家庭唯一的遗产。 在父亲包活、建电石厂和造纸厂的日子里,她整天操心。盖造纸厂资金紧张的时候,她 发愁:产品销售不畅的时候,她睡不着觉。等父亲盖起让十里八乡羡慕的一院房子时,她的 眉头才真正舒展了 母亲教我认字识数,等我会写一百个汉字后,她把我送进了学校。她很想让每个孩子都 能上大学,有自己美好的前程 她无时无刻不在操所有人的心——上学,工作,成家,住房,孩子。每个孩子的生活状 况都让她挂念。 有时她会说:我啥时才能享你们的福啊?等我们有了自己的事业,有能力孝敬的时 母亲的身体却出了问题:先是胃病,吃不成东西:然后是高血压,不能动弹;又是白内障 看不清东西;最后是肾病,全身无力。在最后这几年,母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 母亲的病当然与劳累有关,但导致她郁郁寡欢的重要因素是一生所受的创伤。在当时的 环境下,亲人们的身心遭到重创,相继离世:外祖母担惊受怕早逝,外祖父被折磨至死,大 姨、小姨中年暴亡,大舅舅也走了。这一切使她非常悲伤,时常愁眉不展。父亲精心陪伴, 二弟媳妇悉心照料,弟弟妺妺们争相孝顺,孙子膝前承欢,还是没能留住她。9月12日, 母亲心力衰竭,突然深度昏迷,7天后撒手归西 母亲活了73岁,历经磨难,和我们的父亲一起,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在为我们提供 安身立命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人穷志不短,一切靠自己
前年，大舅舅突然失忆，糊涂多日后辞世，年仅 65 岁。母亲在自己大弟的床前号啕大 哭，怎么也劝不住。自那以后，母亲一天天萎靡了。她的眼神迷离起来，经常望着很远的地 方发呆。 她有高血压，一直靠吃药维持，从那以后，她经常脸涨得通红而且嗜睡。之后，胃病、 白内障、灰指甲、综合性肾炎接踵而至，她的精神一日不如一日。中药复西药，最多时一天 要吃十几种各色药丸（片）。后来，她一看见药就发怵。 大剂量激素维持着她的身体机能，也改变了她的容颜。六七月时，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你恐怕都不认识你妈了。我是有准备的，可在八月中旬回到家，我还是吓了一跳：母亲的面 容完全变了。 一年多时间，进出医院四次，刚开始还能消肿，到最后，医生以找不到扎针的血管为由， 逼迫母亲出院。家人明白，母亲来日无多了。 她突然陷入昏迷，然后就离开了我们。 看着母亲的棺材徐徐沉入大地深处，我的心里空了。从今往后，没有什么能填满那个空 了。母亲张彩勤，陕西省扶风县五泉乡绛中村人，育有四子一女，留在人间的身份证上面注 明：她生于 1940 年。 在村委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母亲变成了“张老孺人”，“含辛茹苦”“勤劳持家”之类的词语覆 盖了她真实的一生。没有给我念悼词的机会，我说给母亲的话只好写在这里了： 尊敬的各位亲友： 今天是我母亲下葬的日子。 老人家的大半生，都是在动荡和焦虑中度过的。她的婚姻也很不幸，追求进步的丈夫抛 弃了她，她被迫带着两个孩子改嫁。那段时间，她为孩子的命运担忧，思前想后睡不着觉， 视力急剧下降。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改嫁后，碰到了命中的贵人——我们的父亲。从此，她和智慧、好强、 包容的丈夫一起，经营起这个一穷二白的家。 那个时候，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常年在外奔波做活，母亲承担起了照顾一家人的重担。 她既要出工，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在我的记忆里，她为了让我们吃饱，把能吃的都吃了。 最艰难的时候，甚至把玉米芯煮成糊糊来吃。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最后一个端起碗，看哪 个还没吃够，她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倒一些给他，她常常开水就剩馍吃几口了事。 那个时候，没有男劳力的家庭会被人瞧不起，分粮食的时候，母亲总是躲到角落里。拿 到少得可怜的粮食，她愁眉不展，会忍不住念叨出声：娃们正在长身体，这怎么能吃一年啊？ 她不止一次地点着我的额头说：你啥时候能长大挣工分了，咱家就能多分点吃的了。 她和父亲一起精打细算，想过上让人尊敬的日子。他们曾先后两次盖房，第一次盖房的 时候，母亲拿出了外祖父外祖母分给她的四十几块银元——地主家庭唯一的遗产。 在父亲包活、建电石厂和造纸厂的日子里，她整天操心。盖造纸厂资金紧张的时候，她 发愁；产品销售不畅的时候，她睡不着觉。等父亲盖起让十里八乡羡慕的一院房子时，她的 眉头才真正舒展了。 母亲教我认字识数，等我会写一百个汉字后，她把我送进了学校。她很想让每个孩子都 能上大学，有自己美好的前程。 她无时无刻不在操所有人的心——上学，工作，成家，住房，孩子。每个孩子的生活状 况都让她挂念。 有时她会说：我啥时才能享你们的福啊？等我们有了自己的事业，有能力孝敬的时候， 母亲的身体却出了问题：先是胃病，吃不成东西；然后是高血压，不能动弹；又是白内障， 看不清东西；最后是肾病，全身无力。在最后这几年，母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 母亲的病当然与劳累有关，但导致她郁郁寡欢的重要因素是一生所受的创伤。在当时的 环境下，亲人们的身心遭到重创，相继离世：外祖母担惊受怕早逝，外祖父被折磨至死，大 姨、小姨中年暴亡，大舅舅也走了。这一切使她非常悲伤，时常愁眉不展。父亲精心陪伴， 二弟媳妇悉心照料，弟弟妹妹们争相孝顺，孙子膝前承欢，还是没能留住她。9 月 12 日， 母亲心力衰竭，突然深度昏迷，7 天后撒手归西。 母亲活了 73 岁，历经磨难，和我们的父亲一起，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在为我们提供 安身立命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人穷志不短，一切靠自己
我们觉得母亲是幸福的,因为有我们刚强、开朗的父亲,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而且照顾 她,尽其所能地给了她最好的生活。我们不敢想象,还有谁能带给她这样好的命运。在母亲 弥留之际,父亲一边为她擦脸上沁出来的汗,一边自言自语:你到底舍不得啥啊?走了就解 脱了,不用受罪了。我们要说,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您!母亲老说,走在前头的享福,她享 了您的福,她担心您在世上受罪。在此,我代表妹妹弟弟们向母亲的在天之灵保证:我们 定尽全力伺候好父亲,让他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您就放心走吧。 在我心里,生父只是给我生命的人,继父才是给我人生的真正的父亲。今天,我要给父 亲深深地鞠一躬! 我能读到大学毕业,除了父母的供养、老师的教育,还有弟弟妹妹的牺牲。母亲病了, 妺妹中断了自己的学业,未能上成高中,二弟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了。母亲在世时常说:你 要对得起你爹,照顾好弟弟妹妹们。我会尽力做的,母亲,您就放心吧 母亲,安息吧! 谢谢你,小天使 作者:陈文茜 我近日读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华文卡内基培训机构创办人黑幼龙的长子黑立言 与儿子Luke的故事,刊登于《商业周刊》。黑立言毕业于耶鲁大学,是工商管理硕士,并 在安侯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会计师。家境好,学历佳,长得帅,家庭美满,一路顺畅。黑立言 曾说过:人生打得一手好牌!唯一的烦恼是如何与强势的父亲相处。但当人生走到40岁时 他遭遇了一件最不幸的事:年仅6岁的儿子罹癌,7岁就结束了生命 这个只活了7年的小天使,教给了黑立言从大学到耶鲁到卡内基都学不到的功课。黑 立言笃信上帝,当他获知年仅6岁、活泼可爱的儿子罹患血癌时,他的反应跟所有顺境走 得太久的父母一样:“为什么是我的小孩?”尽管我们知道世间有许多不幸,各大医院均有儿 童癌症病房,但多数人只是简单地阅知这些信息,然后天真地认定:“这些必然与我无关。 不幸只会发生在某些人身上,但不会在我的家庭 黑立言像许多留美的华人一样,给儿子取了一个洋化的名字Luke。他本人笃信上帝, 也相信上帝将一如既往地眷顾他的家人。2009年圣诞节,一个与上帝诞生息息相关的日 1子, 黑立言的儿子被确诊,颈部肿块为“淋巴性白血病”,也就是俗称的血癌 黑立言先是拒绝面对残酷的事实,后来认了命,陪儿子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化疗。Luke 不到7岁,住院8个月,却仍乐观地面对疾病,病房内摆满了玩具。 化疗后Luke掉了头发,但他不怕别的孩子耻笑。有一回Lke的母亲带他在公园散步 个不懂事的孩子嘲笑光头的Luke,Luke没流泪,也不自卑,反而转头告知不懂事的陌生 小孩:“你不要这样,我没有头发,是因为我生病了。”不懂事的孩子没有因此心生同情,反 而继续讪笑。Luke的妈妈受不了,带着他一边哭,一边“逃"离了现场。Luke却很坦然,反 过来安慰母亲:“我本来就没有头发,没关系。” 个年仅7岁的孩子,不知为何拥有如此坚强的灵魂。当他年约40岁的父母亲心疼地 痛哭时,他反过来轻声安慰。他不知道苦吗?有一回Luke的家庭教师无意间在病房听到了 年仅7岁的他的祷告:“上帝啊,请你医治所有的小孩,不要让他们像我这样痛苦..”不幸 罹癌的他,没为自己祷告,没为远离病痛祷告,却在为其他孩子祷告。 有多少人走进教堂、寺庙只为了求自己的平安或福祉,有多少人借上帝之名只为完成自 己虚伪的人生….而Luke虽然知道自己罹患重病,却仍关爱别的孩子,对生命满怀热爱。 化疗初期,他一边呕吐,一边玩乐高(积木):7岁生日当天,拿到父亲送他的“死星”(电 影《星球大战》里的一种超级武器的代号)模型,自己看说明书,不到一周,即迅速拼完近 4000片的“死星”。 2010年12月,Luke生病整整一年,脑部和脊髓皆充斥了癌细胞,Luke对生命的热爱 快被癌细胞吞噬光了。医师建议进行最后的治疗 Luke的父亲长期活在强势父亲的阴影下,对于“做决策”向来犹豫不决。但这一堂让他 心如刀绞的课程教给了他承担与决断,黑立言勇敢地问医生:“治疗的效果与后果如何?医 生坦然告知:"Luke可能没救了,也可能从此瘫痪甚至失智。”黑立言泪水决堤,他问医生: 那Luke不再是原来的他了?"医生点了点头。黑立言做了他一生都不曾做过的勇敢抉择:“谢 谢,我们不治疗了
我们觉得母亲是幸福的，因为有我们刚强、开朗的父亲，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而且照顾 她，尽其所能地给了她最好的生活。我们不敢想象，还有谁能带给她这样好的命运。在母亲 弥留之际，父亲一边为她擦脸上沁出来的汗，一边自言自语：你到底舍不得啥啊？走了就解 脱了，不用受罪了。我们要说，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您！母亲老说，走在前头的享福，她享 了您的福，她担心您在世上受罪。在此，我代表妹妹弟弟们向母亲的在天之灵保证：我们一 定尽全力伺候好父亲，让他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您就放心走吧。 在我心里，生父只是给我生命的人，继父才是给我人生的真正的父亲。今天，我要给父 亲深深地鞠一躬！ 我能读到大学毕业，除了父母的供养、老师的教育，还有弟弟妹妹的牺牲。母亲病了， 妹妹中断了自己的学业，未能上成高中，二弟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了。母亲在世时常说：你 要对得起你爹，照顾好弟弟妹妹们。我会尽力做的，母亲，您就放心吧。 母亲，安息吧！ 谢谢你，小天使 作者：陈文茜 我近日读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华文卡内基培训机构创办人黑幼龙的长子黑立言 与儿子 Luke 的故事，刊登于《商业周刊》。黑立言毕业于耶鲁大学，是工商管理硕士，并 在安侯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会计师。家境好，学历佳，长得帅，家庭美满，一路顺畅。黑立言 曾说过：人生打得一手好牌！唯一的烦恼是如何与强势的父亲相处。但当人生走到 40 岁时， 他遭遇了一件最不幸的事：年仅 6 岁的儿子罹癌，7 岁就结束了生命。 这个只活了 7 年的小天使，教给了黑立言从大学到耶鲁到卡内基都学不到的功课。黑 立言笃信上帝，当他获知年仅 6 岁、活泼可爱的儿子罹患血癌时，他的反应跟所有顺境走 得太久的父母一样：“为什么是我的小孩？”尽管我们知道世间有许多不幸，各大医院均有儿 童癌症病房，但多数人只是简单地阅知这些信息，然后天真地认定：“这些必然与我无关。 不幸只会发生在某些人身上，但不会在我的家庭。” 黑立言像许多留美的华人一样，给儿子取了一个洋化的名字 Luke。他本人笃信上帝， 也相信上帝将一如既往地眷顾他的家人。2009 年圣诞节，一个与上帝诞生息息相关的日子， 黑立言的儿子被确诊，颈部肿块为“淋巴性白血病”，也就是俗称的血癌。 黑立言先是拒绝面对残酷的事实，后来认了命，陪儿子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化疗。Luke 不到 7 岁，住院 8 个月，却仍乐观地面对疾病，病房内摆满了玩具。 化疗后 Luke 掉了头发，但他不怕别的孩子耻笑。有一回 Luke 的母亲带他在公园散步， 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嘲笑光头的 Luke，Luke 没流泪，也不自卑，反而转头告知不懂事的陌生 小孩：“你不要这样，我没有头发，是因为我生病了。”不懂事的孩子没有因此心生同情，反 而继续讪笑。Luke 的妈妈受不了，带着他一边哭，一边“逃”离了现场。Luke 却很坦然，反 过来安慰母亲：“我本来就没有头发，没关系。” 一个年仅 7 岁的孩子，不知为何拥有如此坚强的灵魂。当他年约 40 岁的父母亲心疼地 痛哭时，他反过来轻声安慰。他不知道苦吗？有一回 Luke 的家庭教师无意间在病房听到了 年仅 7 岁的他的祷告：“上帝啊，请你医治所有的小孩，不要让他们像我这样痛苦……”不幸 罹癌的他，没为自己祷告，没为远离病痛祷告，却在为其他孩子祷告。 有多少人走进教堂、寺庙只为了求自己的平安或福祉，有多少人借上帝之名只为完成自 己虚伪的人生……而 Luke 虽然知道自己罹患重病，却仍关爱别的孩子，对生命满怀热爱。 化疗初期，他一边呕吐，一边玩乐高（积木）；7 岁生日当天，拿到父亲送他的“死星”（电 影《星球大战》里的一种超级武器的代号）模型，自己看说明书，不到一周，即迅速拼完近 4000 片的“死星”。 2010 年 12 月，Luke 生病整整一年，脑部和脊髓皆充斥了癌细胞，Luke 对生命的热爱， 快被癌细胞吞噬光了。医师建议进行最后的治疗。 Luke 的父亲长期活在强势父亲的阴影下，对于“做决策”向来犹豫不决。但这一堂让他 心如刀绞的课程教给了他承担与决断，黑立言勇敢地问医生：“治疗的效果与后果如何？”医 生坦然告知：“Luke 可能没救了，也可能从此瘫痪甚至失智。”黑立言泪水决堤，他问医生： “那 Luke 不再是原来的他了？”医生点了点头。黑立言做了他一生都不曾做过的勇敢抉择：“谢 谢，我们不治疗了
2010年12月28日中午,圣诞节后第3天,勇敢、坚强、热爱生命、无私的Luke静 静地走了 亲爱的读者,你的人生悲痛吗?有怨吗?有不足吗?7岁的小天使以他短短的人生教导 了他的父母,而我们是否也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宝贵的东西? 如果你我都学到了,曾经痛苦的Luke,在天堂也就不痛苦了,曾经看不见的Luke,在 天堂也就能看见了。愿世间有爱,愿世人无私。谢谢你,7岁的小天使 我的老师 作者:莫言 这是一个被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都抱着感恩 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愿例外。但实际生活中学生有好有坏,老师也一样。在我短暂的学 校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当时我对老师的坏感到不可理解,现 在自然明白了。 我5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 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 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进了幼儿园, 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 化管理。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也是经常的。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 样我的口粮就可以分回家里,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惩罚。 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跑。班里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 的如我,最大的已经生了漆黑的小胡子。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女老 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 她的名字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我记住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这样一件事:全校 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作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 到他的脸。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就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 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不理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 一边大哭,一边往厕所跑去。一边哭一边跑还一边喊叫:“我拉到裤子里了…我当然不知 道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 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 然后就让我回了家。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与我妻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妻子说她应该 叫孟老师姑姑,我问我妻子:“你那个姑姑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我妻子说:“俺姑夸你呢!” 我问:“她夸我什么?”我妻子严肃地说:“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特别讲究卫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的个子很矮,姓于名锡惠,讲起话来有 点外地口音。她把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上了几次一年级——从拼音 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图识字。30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回忆起她拖着长调教我拼音的样 子。今天我能用电脑写作而不必去学什么五笔字型,全靠着于老师教我的那点基本功。于老 师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教过 我的哥哥,我们都叫他李老师,村子里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来往墙上刷 红漆写语录,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拿着尺子、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 写不上一个字;后来把李老师拉出来,让他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 然墙上,连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于老师的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学我就跑到他 们家去玩,我对他们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后来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就再也不好意 思到他们家去了。几十年后,于老师跟着她的成了县医院最优秀医生的小儿子住在县城。我 本来有机会去看她,但总是往后拖,结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听师弟说,她 生前曾经看到过《小说月报》上登载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时她已经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 不清楚,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师弟问她我的字写得怎么样,她说:比你写得强 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 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召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 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 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 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过了一米七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
2010 年 12 月 28 日中午，圣诞节后第 3 天，勇敢、坚强、热爱生命、无私的 Luke 静 静地走了。 亲爱的读者，你的人生悲痛吗？有怨吗？有不足吗？7 岁的小天使以他短短的人生教导 了他的父母，而我们是否也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宝贵的东西？ 如果你我都学到了，曾经痛苦的 Luke，在天堂也就不痛苦了，曾经看不见的 Luke，在 天堂也就能看见了。愿世间有爱，愿世人无私。谢谢你，7 岁的小天使。 我的老师 作者：莫言 这是一个被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都抱着感恩 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愿例外。但实际生活中学生有好有坏，老师也一样。在我短暂的学 校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当时我对老师的坏感到不可理解，现 在自然明白了。 我 5 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 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 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进了幼儿园， 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 化管理。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也是经常的。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 样我的口粮就可以分回家里，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惩罚。 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跑。班里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 的如我，最大的已经生了漆黑的小胡子。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女老 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 她的名字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我记住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这样一件事：全校 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作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 到他的脸。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就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 “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不理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 一边大哭，一边往厕所跑去。一边哭一边跑还一边喊叫：“我拉到裤子里了……”我当然不知 道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 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 然后就让我回了家。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与我妻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妻子说她应该 叫孟老师姑姑，我问我妻子：“你那个姑姑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我妻子说：“俺姑夸你呢！” 我问：“她夸我什么？”我妻子严肃地说：“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特别讲究卫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的个子很矮，姓于名锡惠，讲起话来有 点外地口音。她把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上了几次一年级——从拼音 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图识字。30 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回忆起她拖着长调教我拼音的样 子。今天我能用电脑写作而不必去学什么五笔字型，全靠着于老师教我的那点基本功。于老 师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教过 我的哥哥，我们都叫他李老师，村子里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来往墙上刷 红漆写语录，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拿着尺子、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 写不上一个字；后来把李老师拉出来，让他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 然墙上，连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于老师的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学我就跑到他 们家去玩，我对他们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后来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就再也不好意 思到他们家去了。几十年后，于老师跟着她的成了县医院最优秀医生的小儿子住在县城。我 本来有机会去看她，但总是往后拖，结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听师弟说，她 生前曾经看到过《小说月报》上登载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时她已经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 不清楚，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师弟问她我的字写得怎么样，她说：比你写得强！ 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 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召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 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 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 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过了一米七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
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 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 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 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 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 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一当时学校要求学 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 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 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己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 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 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听人说,王老师 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都认 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 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 赶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 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 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 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 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竞然冒着轧坏车胎的危险,载 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一米七横杆的矫健身影 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做点什么吧 作者:史蒂夫·古迪亚练培冬编译 那日,白雪皑皑,冷风瑟瑟,因为等红色信号灯,我的车在十字路口停下了。刺骨的北 风肆无忌惮地敲打着车窗,好像不满车里的人正尽享着暖气的舒适。透过车窗,我忽然注意 到,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路旁,裸露的双手冻得通红,不停地相互搓擦着,还不时地跳着脚 取暖。她身旁立着一块牌子,写着“我有一个孩子,没有食物"。在凛冽寒风的劲刮下,她的 眼泪不自觉地流出来,在脸上留下了条条痕迹。 在许多大城市,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流落街头似已司空见惯,没几个驾驶者会停下来给 予施舍或提供援助,一般都会呼啸而过。毫无疑问,大多数人都听过这样的告诚:一味地给 这些人钱,只会养成他们懒惰、依赖的生活方式;说不定你给的现金,他们并不是用来买食 物填饱肚子,而是用来买了酒或毒品。至少我就是这样被教导的,我还被告知,如果要捐款, 最好到当地的慈善机构或救济团体,因为这些机构有更好、更专业的计划,能帮助真正需要 帮助的人 不过,即使这些说法是真的,我还是经常会想起一个故事:两个青年在人行道上见到 个流浪汉,那人饿得连开口乞讨的力气都没有了。其中一个青年从钱包中拿出两张纸币递给 这个不幸的陌生人,另一个青年赶紧把他的手拉了回来,并说:“你为什么给他钱呢?他会 拿着钱去买醉、嗑药的!"给钱的青年回答:“是啊,也许吧。我们不也是吗?” 在这么一个大冷天,看到窗外的这个女人,我心生怜悯,但内心却在激烈地挣扎着。我 想她可能住在附近的妇女避难所,但她是否真有孩子却不得而知,因为视线范围内未见孩子 我应该给她钱吗?显然,她确实很需要。因为天确实很冷,而她衣服单薄、冻得直抖,不论 有没有孩子,她确实需要帮助。我已不愿去探究她的动机是什么和大多数人告诫的“骗局”是 不是真的了 要帮助她,我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才好呢?什么才是最好的方式我仍在纠结这些 问题时,突然看到前方的车窗玻璃摇了下来,伸出了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司机将手上的手套 摘了下来,给了这个在风中瑟瑟发抖的女人。我虽然听不清这个女人说了什么,但嘴型显 她在反复说着“谢谢”,脸上带着感激的笑 就这样,在我进行自我辩论的时候,别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其他 人行动了:在我试图决定什么是最好的帮助方式的时候,前面车里的司机只做了他力所能及
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 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 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 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 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 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 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 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 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 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 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 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都认 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 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 赶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 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 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 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 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轧坏车胎的危险，载 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一米七横杆的矫健身影 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做点什么吧 作者：史蒂夫·古迪亚 练培冬编译 那日，白雪皑皑，冷风瑟瑟，因为等红色信号灯，我的车在十字路口停下了。刺骨的北 风肆无忌惮地敲打着车窗，好像不满车里的人正尽享着暖气的舒适。透过车窗，我忽然注意 到，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路旁，裸露的双手冻得通红，不停地相互搓擦着，还不时地跳着脚 取暖。她身旁立着一块牌子，写着“我有一个孩子，没有食物”。在凛冽寒风的劲刮下，她的 眼泪不自觉地流出来，在脸上留下了条条痕迹。 在许多大城市，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流落街头似已司空见惯，没几个驾驶者会停下来给 予施舍或提供援助，一般都会呼啸而过。毫无疑问，大多数人都听过这样的告诫：一味地给 这些人钱，只会养成他们懒惰、依赖的生活方式；说不定你给的现金，他们并不是用来买食 物填饱肚子，而是用来买了酒或毒品。至少我就是这样被教导的，我还被告知，如果要捐款， 最好到当地的慈善机构或救济团体，因为这些机构有更好、更专业的计划，能帮助真正需要 帮助的人。 不过，即使这些说法是真的，我还是经常会想起一个故事：两个青年在人行道上见到一 个流浪汉，那人饿得连开口乞讨的力气都没有了。其中一个青年从钱包中拿出两张纸币递给 这个不幸的陌生人，另一个青年赶紧把他的手拉了回来，并说：“你为什么给他钱呢？他会 拿着钱去买醉、嗑药的！”给钱的青年回答：“是啊，也许吧。我们不也是吗？” 在这么一个大冷天，看到窗外的这个女人，我心生怜悯，但内心却在激烈地挣扎着。我 想她可能住在附近的妇女避难所，但她是否真有孩子却不得而知，因为视线范围内未见孩子。 我应该给她钱吗？显然，她确实很需要。因为天确实很冷，而她衣服单薄、冻得直抖，不论 有没有孩子，她确实需要帮助。我已不愿去探究她的动机是什么和大多数人告诫的“骗局”是 不是真的了。 要帮助她，我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才好呢？什么才是最好的方式……我仍在纠结这些 问题时，突然看到前方的车窗玻璃摇了下来，伸出了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司机将手上的手套 摘了下来，给了这个在风中瑟瑟发抖的女人。我虽然听不清这个女人说了什么，但嘴型显示 她在反复说着“谢谢”，脸上带着感激的笑。 就这样，在我进行自我辩论的时候，别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其他 人行动了；在我试图决定什么是最好的帮助方式的时候，前面车里的司机只做了他力所能及
的简单之举—也就是说,当我什么也没有做的时候,其他人已经做了点什么。那天,我对 自己提出要求:今后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当别人需要帮助时,我要试着去做 点什么—一不仅仅局限于给钱,也不仅仅在面对无家可归的人时。其实,有需要的地方,就 有机会让我们做点什么。 被誉为“拥抱博士”的世界着名演说家、教育家、作家利奥·巴斯利亚说过:“我们经常低 估一次触摸、一个微笑、一句暖心话的力量,一双倾听的耳朵、一句诚实的赞扬,抑或一个 微乎其微的关爱之举,这些善行都有可能改变一个生命 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你的举动即使不能改变一个生命,但至少会让一个生命有些不同 做点什么,哪怕是“听”“说~关注”等并非了不起的事情,也能在细微处彰显爱的伟大;做点什 么,我坚信,即使再小,也比不做要强得多。 我总得做点什么 作者:崔鹏 我的一个亲戚在国庆长假期间遭遇了一次意外,原因是他从一个高速公路的隧道口跑步 穿行,当他看到一辆越野车正冲他撞过来的时候,他站立不稳,摔到了那辆车底下。那个越 野车司机也吓坏了,他本来看到一个胖胖的黑影闪了一下,但踩下刹车后却找不到人。晕了 十几秒后,我那个亲戚从车底下爬了出来,还好,他受到的伤害主要是恐惧和烫伤——当时 太阳把路面晒得很烫。其实,这个中年人本来可以从过街天桥穿过这条路的,而且他过马路 后什么要紧事都没有。问他为什么要急着从隧道口跑过去,他的解释是:“不愿意在那儿等, 总得做点什么。” 总得做点什么”,这种想法还真是要命,很多人因此送了命——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我那 位亲戚那么好的躺倒功力——还有的投资者也因为这种理念倒了霉。 我有幸认识一位私募基金经理,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那种—我们两个人同时接 触一种新东西,他总能很快找到这种新玩意的规律,而我还糊里糊涂的。在2007年,本来 他作出了比谁都正确的选择——沽清了全部股票,把每天的工作变成看一下新闻并且等待股 市暴跌。当他买好了去泰国度假旅游的机票的时候,客户的电话来了,在电话里那些小富翁 愤怒地指责他:在行情这么好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赚一把?他的老板知道他卖光了股票打算去 度假也很生气:公司给你这么高的薪水不是让你度假的,你总得做点什么 最后,大家施加的压力果真见了成效,在2007年10月,他又把自己管理的钱放到了 股市上,争取再捞一把,但是后果大家都知道。当然,后来还有更气人的——那个私募基金 经理后来跟我说,在2008年10月,那些客户又找到他的老板说:这么差的行情,你们不 能坐等着市场下跌,你们总得做点什么。 这种情况非常像弗雷德·施韦德写的那本《客户的游艇在哪里》里边说的那个只会说“不” 的大银行家,那个大银行家因为有足够的钱,根本不用做什么冒险的生意,所以对希望得到 贷款的客户总是回答“不”。改变不”先生人生的事情发生在1929年9月,他实在禁不住外 边人们赚钱消息的折磨,开始偷偷地投资股市。一开始他的冒险投资就像“一个35岁还没有 约会过的女孩——35岁的女孩,嗯,先这么称呼吧——第一次在房间最阴暗的角落里,偷 偷对着镜子抹口红”。到后来,“不"先生越来越大胆了,但坏消息来了,1929年的大萧条随 即开始 不管是我那个好身手的亲戚、基金经理朋友还是“不”先生,都告诉我们:如果你脑子里 出现自己“总得做点什么”的念头,这其实是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还是什么也不做的好 用奶糖代替子弹 作者:黄鹤 20世纪80年代,利比里亚发生政变,政权被反对派掌控,她与同伴们开始了顽强的抗 争。一天,她带着贴身护卫维撒来到城外的村落做群众工作,突然从大树后面冲出一个端着 枪的小伙子,没待她看清便扣动了扳机,幸好维撒反应极快地扑在她面前,她幸运地躲过了 灾难,维撒却倒在了血泊中。事后她才知道,开枪者叫乔治,是维撒的邻居,在被反对派收 买后就一直伺机暗杀她。她决心为维撒报仇,可后来再没找到乔治的踪影
的简单之举——也就是说，当我什么也没有做的时候，其他人已经做了点什么。那天，我对 自己提出要求：今后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当别人需要帮助时，我要试着去做 点什么——不仅仅局限于给钱，也不仅仅在面对无家可归的人时。其实，有需要的地方，就 有机会让我们做点什么。 被誉为“拥抱博士”的世界着名演说家、教育家、作家利奥·巴斯利亚说过：“我们经常低 估一次触摸、一个微笑、一句暖心话的力量，一双倾听的耳朵、一句诚实的赞扬，抑或一个 微乎其微的关爱之举，这些善行都有可能改变一个生命。” 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你的举动即使不能改变一个生命，但至少会让一个生命有些不同。 做点什么，哪怕是“听”“说”“关注”等并非了不起的事情，也能在细微处彰显爱的伟大；做点什 么，我坚信，即使再小，也比不做要强得多。 我总得做点什么 作者：崔鹏 我的一个亲戚在国庆长假期间遭遇了一次意外，原因是他从一个高速公路的隧道口跑步 穿行，当他看到一辆越野车正冲他撞过来的时候，他站立不稳，摔到了那辆车底下。那个越 野车司机也吓坏了，他本来看到一个胖胖的黑影闪了一下，但踩下刹车后却找不到人。晕了 十几秒后，我那个亲戚从车底下爬了出来，还好，他受到的伤害主要是恐惧和烫伤——当时 太阳把路面晒得很烫。其实，这个中年人本来可以从过街天桥穿过这条路的，而且他过马路 后什么要紧事都没有。问他为什么要急着从隧道口跑过去，他的解释是：“不愿意在那儿等， 总得做点什么。” “总得做点什么”，这种想法还真是要命，很多人因此送了命——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我那 位亲戚那么好的躺倒功力——还有的投资者也因为这种理念倒了霉。 我有幸认识一位私募基金经理，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那种——我们两个人同时接 触一种新东西，他总能很快找到这种新玩意的规律，而我还糊里糊涂的。在 2007 年，本来 他作出了比谁都正确的选择——沽清了全部股票，把每天的工作变成看一下新闻并且等待股 市暴跌。当他买好了去泰国度假旅游的机票的时候，客户的电话来了，在电话里那些小富翁 愤怒地指责他：在行情这么好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赚一把？他的老板知道他卖光了股票打算去 度假也很生气：公司给你这么高的薪水不是让你度假的，你总得做点什么。 最后，大家施加的压力果真见了成效，在 2007 年 10 月，他又把自己管理的钱放到了 股市上，争取再捞一把，但是后果大家都知道。当然，后来还有更气人的——那个私募基金 经理后来跟我说，在 2008 年 10 月，那些客户又找到他的老板说：这么差的行情，你们不 能坐等着市场下跌，你们总得做点什么。 这种情况非常像弗雷德·施韦德写的那本《客户的游艇在哪里》里边说的那个只会说“不” 的大银行家，那个大银行家因为有足够的钱，根本不用做什么冒险的生意，所以对希望得到 贷款的客户总是回答“不”。改变“不”先生人生的事情发生在 1929 年 9 月，他实在禁不住外 边人们赚钱消息的折磨，开始偷偷地投资股市。一开始他的冒险投资就像“一个 35 岁还没有 约会过的女孩——35 岁的女孩，嗯，先这么称呼吧——第一次在房间最阴暗的角落里，偷 偷对着镜子抹口红”。到后来，“不”先生越来越大胆了，但坏消息来了，1929 年的大萧条随 即开始。 不管是我那个好身手的亲戚、基金经理朋友还是“不”先生，都告诉我们：如果你脑子里 出现自己“总得做点什么”的念头，这其实是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还是什么也不做的好。 用奶糖代替子弹 作者：黄鹤 20 世纪 80 年代，利比里亚发生政变，政权被反对派掌控，她与同伴们开始了顽强的抗 争。一天，她带着贴身护卫维撒来到城外的村落做群众工作，突然从大树后面冲出一个端着 枪的小伙子，没待她看清便扣动了扳机，幸好维撒反应极快地扑在她面前，她幸运地躲过了 灾难，维撒却倒在了血泊中。事后她才知道，开枪者叫乔治，是维撒的邻居，在被反对派收 买后就一直伺机暗杀她。她决心为维撒报仇，可后来再没找到乔治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