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订本新记 一 三年前我答应三联书店在适当的时候出版《随想录》的合 订本，当时我对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书，自己并没有信心。说 实话，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门在半路上，感到进退两难。我 知道老是唠叨叨，不会讨人喜欢，但是有话不说，将骨头全 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一个声音催促我： “写吧！”我不断地安慰自己：“试试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气， 能指挥笔，我就“试试看”，写写停停，停停号写，终于写完了最 后·一篇“随想”。我担心见不了天日的第五卷《无题集》也在现 叽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过荆棘丛生的泥泞小路，进入灯烛辉 煌的“文明”书市和读者见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微了我应当做的事。今后呢， 五卷书会走它们自已的路，我无能为力了。这大概是我所说 的“适当的时候”吧。那么我答应为合订本写的“新记”不能不 交卷了。 千言方语，不知从何说起。·百五十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 物的喜怒哀乐，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 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J,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
轻自已的痛苦。写第·篇“随想”，我拿着笔并不觉得沉重。我 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才 不得不解剖自已。本来想诚轻痛苦，以为解剖月已是轻间易 举的事，可是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制自己的心，我却显 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乎，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 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 深处刺。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上年创 伤的脓血。我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 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我们有共 同的遭遇，也有同样的命运。不用我担心，我没有做好的事 情，别的人会出来完成。解剖自已，我挖得不深，会有人走到 我的前头，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写完五卷书我不过开了一个头。我沉默，但会有更多的作 品出现。没有人思意忘记二十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 甘心再进“牛棚”、接受更“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白已，只是 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使宁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 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 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二 怎么我又讲起大道理来了！当初为香港《大公报》写稿的 时侯我并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随想最》是从两篇谈《望乡) (日本影片)的文章开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润
员栗原小卷，对她说，我看了她和田中绢代主演的《望乡》， 连写了两篇辩护文章，以后就在《大公园》御刊上开辟了《随想 录》专栏，八年中发表了一百五十篇“随想”。我还说，要是没 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其实并非一 切都：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五十年代我不会 写《随想录》，六小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 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甩 代了十作之后，我才想起白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 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已的脑子去想任何大 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 大梦初醒的感觉。只婴静下来，我就想起许多往事，而且用今 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我也很想把月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乡》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谈怪论，中央电视 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圳兄刚刚 去香港主编《大公报》测刊《大公园》，她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 裳来拉稿、催稿。我看见《大公园》上有几个专栏，使将谈《望 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坰高兴 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 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 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 行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醍，从随想到探索，脑了不再听别人指 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月， 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 渭十年浩劫的“文苹”。有一个时期提起它我就肃然起橄，高呼
“万岁！”，是通过八年的回忆、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月 已，通过自已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围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笔经常 碰到我的伤口。起初我摊开稿纸信笔与去，远道寄稿也无非 为了酬答友情。我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 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橱”， 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帆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 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其、也愈感 痛苦：越往下写越是觉得笔不肯移动，我时而说笔重数十斤， 时而讲笔有干斤重，这只是说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写《总 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笔有多重，我也没有想到用“随想”作 武器进行战斗。 我从来不是战土。而且就在《随想录》开始发表的时候， 我还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称“文革”为“伟大的革命”。十多 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在人们的口头上，“伟大的”桂冠总是和 “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直未停。但是在《姆 火集》的序里我己经看出那顶纸糊的桂冠不过是安徒生的“皇 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终于给拨开了，即使是诞眼檬胧，我也 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 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 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 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帝， 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清除垃圾，净化空气，单 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 白毛病出在哪用，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在这由衰老到病残，到手和笔都不听指挥、写字小分困难 的八年中，“随想”终于找到箭垛而有的放矢了。不能说我的 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获，但是我的书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 我这个病废的老人居然用“随想”在荆棘丛巾开出了一条小 路。我已经看见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 三 我说过“随想”是我的“无力的叫喊”。但五爸书却不是我 个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为它们的命运作任何安排。既然它 们“无力”，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或关心，那么就让它们自生自火 吧。在我们这样大的文明古国，几出基至几十声间断的叫喊 对任何人的生存都不会有妨碍。它们多么微弱，可以说是患 纳老人的叹息。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 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 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 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 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 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我反复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说 是“百家争鸭”，为什么连老病人的有气无力的叹息也容忍不 了？有些熟人怀着好意劝我尽早搁笔安心养病。我没有表 态。“随想”继续发表，内地报刊经常转载它们，关于我的小道 消息也愈传愈多。衍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我已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