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二、档案资料档案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资料之一种，而且非常重要，但早于明代的档案已基本不存。在现存为数不多的明朝档案中，虽然有一些涉及明代帝王陵墓的文字，但主要是讨论帝王后妃丧葬典礼，以及明末内忧外患中皇陵的防护等问题，极少见直接关乎陵幕制度者。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初八日的《兵部为宜大总督列报捐输助陵工各官员名钱数并请敕议叙事行稿》，奏报依靠“各官输助修浚”，建成了保卫昌平陵区的“陵后墙濠”工程，这是关于皇陵兆域外围防护设施修筑的原始记录。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档案资料可能已经亡，如《明孝宗实录》卷二《九、沈德符《万万野获编》卷三、清朝官修《明史》卷一一三中，都提到明孝宗曾向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出示《裕陵图》，联系其前后记述文字判断，此图所绘应当是明英宗裕陵之玄宫结构。又天启元年（1621年）正月，大学士韩懒自天寿山光宗庆陵工地回京，以新下吉地形势、规模等事奏闻熹宗：“建造奉旨一准昭陵，该内监贺有工部原绘《陵图》遍示诸臣，中加石桥一道，尤为合法，更于宝城后因山增筑，庶称尽美”。这段奏对中也提到了昭陵或庆陵有《陵图》，并透露出此图为工部所绘，内容可能是地面建筑、用于施工等讯息。这类《陵图》所蕴涵的资料信息无疑非常丰富而且重要返回
二、档案资料 档案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资料之一种，而且非常重要，但早于明 代的档案已基本不存。在现存为数不多的明朝档案中，虽然有一些涉及明代帝王陵 墓的文字，但主要是讨论帝王后妃丧葬典礼，以及明末内忧外患中皇陵的防护等问 题，极少见直接关乎陵墓制度者。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初八日的《兵部为 宣大总督列报捐输助陵工各官员名钱数并请敕议叙事行稿》，奏报依靠“各官输助 修浚” ，建成了保卫昌平陵区的“陵后墙濠”工程， 这是关于皇陵兆域外围防护设施修筑的原始记录。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档案资料可 能已经亡佚，如《明孝宗实录》卷二《九、沈德符《万万野获编》卷三、清朝官修 《明史》卷一一三中，都提到明孝宗曾向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出示《裕 陵图》，联系其前后记述文字判断，此图所绘应当是明英宗裕陵之玄宫结构。又， 天启元年（1621 年）正月，大学士韩爌自天寿山光宗庆陵工地回京，以新卜吉地 形势、规模等事奏闻熹宗：“建造奉旨一准昭陵，该内监赍有工部原绘《陵图》， 遍示诸臣，中加石桥一道，尤为合法，更于宝城后因山增筑，庶称尽美”。这段奏 对中也提到了昭陵或庆陵有《陵图》，并透露出此图为工部所绘，内容可能是地面 建筑、用于施工等讯息。这类《陵图》所蕴涵的资料信息无疑非常丰富而且重要。 返回
公公文保存较多的清代档案中关于帝王陵墓的记载相对比较多散见于历代皇帝或皇太后的“大事档”，相关“工科题本“奏销黄册”，以及历朝“上谕档”、“朱批奏折”等还有一些专著性质的专题档案资料，如《陵寝易知》以及光绪朝英廉重修的《昌瑞山万年统志》等。晚清百余年间关于慕陵（宣宗）、定陵（文宗）、定东陵（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惠陵（穆宗）、崇陵（德宗）等帝后陵墓工程做法的档案资料对于清代皇陵制度、尤其是地宫制度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样式雷”所保留的烫样、地盘图等图像或图形资料，对于清仁宗昌陵以后地宫制度研究提供了最直观、最可信的依据返回
保存较多的清代档案中关于帝王陵墓的记载相对比较多 ，散见于历代皇帝或皇太后的“大事档” ，相关“工科题本 ” 、 “奏销黄册” ，以及历朝“上谕档” 、 “朱批奏折”等 。还有一些专著性质的专题档案资料，如《陵寝易知》以及 光绪朝英廉重修的《昌瑞山万年统志》 等。晚清百余年间关 于慕陵 （宣宗）、定陵 （文宗）、定东陵 （慈安太后和慈 禧太后）、惠陵（穆宗）、崇陵（德宗）等帝后陵墓工程做 法的档案资料对于清代皇陵制度、尤其是地宫制度的研究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样式雷”所保留的烫样、地盘图等 图像或图形资料，对于清仁宗昌陵以后地宫制度研究提供了 最直观、最可信的依据。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