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提出消费的永久性收入理论,通常使用的收入与消费的概念是不适当的,实际上,存在两种消费和两种收入, 在分析消费行为时,应当严格区分。收入实际上存在记录的收入或测得收入与永久性收入的区别。他认为永久性收入是无法 直接观察出来的,它必须从消费单位的行为中推导出来。对社会整体来说,永久性收入可以被看作是当前及过去测得的收入 加权平均数,这一加权平均数受到一稳定长期趋势的向上调整,同时它所具有的权数将随时间的向后推移而下降。其次弗 里德曼还研究了消费行为与收入结构,他认为根据永久性收入假说观点,消费对收入的回归在消费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应 大大减少,而且这一回归所具有的作用和用途也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回归的作用主要在于为收入的总变动的分解,从而为收 入结构的研究提供手段。因此,这一回归的主要用途却完全不在消费研究方面,而在于收入分配分析方面。它使得关于消费 者预算收入的大量数据可以被用来解释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并将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转化为对永久性收入状态的分布情况 的估计。再次,弗里德曼认为永久性收入假说即破除了实际国民收入与储蓄率之间的直接联系,也破除了二者之间的间接联 系。储蓄率是独立于国民收入水平的,因此,要把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归于投资,而并不是归于储蓄过程。在经济波动方面 弗里德曼则不同意将之归咎于不稳定的投资与消费和当前收入的相对稳定关系之间互相作用。而认为它们之间的内在循环体 系是稳定的。 在货币理论方面,货币数量理论认为对货币持有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他所持有的实际货币数量,而不是名义货币 数量:存在一个人们在任何情况下所希望持有的相当确定的实际货币数量。实际货币持有量的变动通常是缓慢地逐渐进行的 或者成为早期货币供给的系列变动结果,与此相比名义货币数量供给的显著变化可以而且常常独立于需求的变化而发生。弗 里德曼从货币的需求是资本或财富理论的组成部分的观点出发研究真实货币需求。他认为在决定真实货币需求的这些变量 中,永久性收入起主导作用。他还认为真实货币需求的最大特点是它具有稳定性。其次,名义货币的供给,主要取决于货币 制度。在名义货币供给量与实际货币数量的关系上,弗里德曼认为,名义货币量可以被认为主要由供给所决定的,而实际货 币数量可以被认为是由需求所决定的。再次,弗里德曼在研究货币传递机制时得出几个结论:第一,货币的传递机制的内容 包括一种初始流动性和可贷出资金效应,收入效应,价格预期效应。第二,针对货币变动而进行的调整要用很长的时间,而 且影响到许多经济变量。第三,货币作用过程中的短期均衡是由某种调整过程所决定的。第四,长期均衡被定义为没有实际 值和预期值之间的差异。第五,短期调整过程与长期均衡状态之间的转变,是通过预期值的修正而产生的。在通货膨胀理论 方面,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货币量的作用为主,产量的作用 为辅。许多现象都可以使通货膨胀率发生暂时的波动,但只有当它们影响到货币增长率时,才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弗里德曼 认为,虽然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货币增长率的变化不能立刻引起物价的变化。货币量的增加到物价的上涨,还存 在一个过程。其次,弗里德曼认为,由通货膨胀的反复无常或高度的不稳定性所产生的最主要的恶果就是削弱了市场协调经 济活动的有效性。再次,弗里德曼分析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在短期,自然失业率假说可以用来说明通货膨胀与失 业之间的正比关系:而在长期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有可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现象而发生。最后,弗里德曼认为降低货币 增长率是对通货膨胀的医治的唯一办法。为此,他提出一个稳定货币供给的“简单规则“,即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必须同实际 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 在国际收支与汇率理论方面,弗里德曼认为国际收支有四种调整方法:货币储备的抵消性变动;国内价格的调整:汇 率的调整:对与外汇有关的交易的直接控制。其次,浮动汇率制度的作用:能使我们有效地和直接地走向物品和劳务的完全 自由的贸易:在最大限度地保持各国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条件下,通过贸易而将各国之间的互相依存融合起来:可以消除 协调各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压力。弗里德曼认为浮动汇率可以实现两种重要的目标: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及各国按照自己意 愿来追求国内稳定的自由。但可变汇率并不是不稳定汇率,而是在适当的范围内活动。同时,浮动汇率的调整具有时滞性 这是因为浮动汇率对外部情况变动的最终调整,将由生产资源分配方面的变动及可用于消费和投资的产品构成方面的变动所 组成。但是,这种最终变动不会立即实现,这是因为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从而面向国内消费的产品生产转向面向出口的产品 生产是需要时间的,反之亦然。另外,在国外建立的新市场,或者说服消费者用国外产品来取代他们业已习惯了的国内产品 也是需要时间。 在现代货币学派的货币政策方面,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主张经历了两个即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发展阶段:60年代的 货币政策分析与80年代的货币政策分析。在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从几方面关于货币政策问题的分析。首先,弗里德 曼从货币政策力所难及方面分析,他认为除极短的时期以外,货币政策对利率和失业率的钉住无法持续得更久。其次,他再 货币政策力所能及方面分析货币政策的作用: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为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稳定 的环境:有助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但是货币政策效果具有时滞性,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存在“观察 滞后“,“决策滞后“和“效果滞后“。在他看来,货币政策的时间滞后,常常使以反周期循环为目的的权衡性货币政策变 为对经济的额外的和不必要的干扰。因此,反周期的权衡性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再次,弗里德曼认为,一种理想的货币制 16
16 弗里德曼提出消费的永久性收入理论，通常使用的收入与消费的概念是不适当的，实际上，存在两种消费和两种收入， 在分析消费行为时，应当严格区分。收入实际上存在记录的收入或测得收入与永久性收入的区别。他认为永久性收入是无法 直接观察出来的，它必须从消费单位的行为中推导出来。对社会整体来说，永久性收入可以被看作是当前及过去测得的收入 的加权平均数，这一加权平均数受到一稳定长期趋势的向上调整，同时它所具有的权数将随时间的向后推移而下降。其次弗 里德曼还研究了消费行为与收入结构，他认为根据永久性收入假说观点，消费对收入的回归在消费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应 大大减少，而且这一回归所具有的作用和用途也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回归的作用主要在于为收入的总变动的分解，从而为收 入结构的研究提供手段。因此，这一回归的主要用途却完全不在消费研究方面，而在于收入分配分析方面。它使得关于消费 者预算收入的大量数据可以被用来解释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并将收入分配方面的数据转化为对永久性收入状态的分布情况 的估计。再次，弗里德曼认为永久性收入假说即破除了实际国民收入与储蓄率之间的直接联系，也破除了二者之间的间接联 系。储蓄率是独立于国民收入水平的，因此，要把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归于投资，而并不是归于储蓄过程。在经济波动方面， 弗里德曼则不同意将之归咎于不稳定的投资与消费和当前收入的相对稳定关系之间互相作用。而认为它们之间的内在循环体 系是稳定的。 在货币理论方面，货币数量理论认为对货币持有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他所持有的实际货币数量，而不是名义货币 数量；存在一个人们在任何情况下所希望持有的相当确定的实际货币数量。实际货币持有量的变动通常是缓慢地逐渐进行的， 或者成为早期货币供给的系列变动结果，与此相比名义货币数量供给的显著变化可以而且常常独立于需求的变化而发生。弗 里德曼从货币的需求是资本或财富理论的组成部分的观点出发研究真实货币需求。他认为在决定真实货币需求的这些变量 中，永久性收入起主导作用。他还认为真实货币需求的最大特点是它具有稳定性。其次，名义货币的供给，主要取决于货币 制度。在名义货币供给量与实际货币数量的关系上，弗里德曼认为，名义货币量可以被认为主要由供给所决定的，而实际货 币数量可以被认为是由需求所决定的。再次，弗里德曼在研究货币传递机制时得出几个结论：第一，货币的传递机制的内容 包括一种初始流动性和可贷出资金效应，收入效应，价格预期效应。第二，针对货币变动而进行的调整要用很长的时间，而 且影响到许多经济变量。第三，货币作用过程中的短期均衡是由某种调整过程所决定的。第四，长期均衡被定义为没有实际 值和预期值之间的差异。第五，短期调整过程与长期均衡状态之间的转变，是通过预期值的修正而产生的。在通货膨胀理论 方面，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货币量的作用为主，产量的作用 为辅。许多现象都可以使通货膨胀率发生暂时的波动，但只有当它们影响到货币增长率时，才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弗里德曼 认为，虽然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货币增长率的变化不能立刻引起物价的变化。货币量的增加到物价的上涨，还存 在一个过程。其次，弗里德曼认为，由通货膨胀的反复无常或高度的不稳定性所产生的最主要的恶果就是削弱了市场协调经 济活动的有效性。再次，弗里德曼分析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在短期，自然失业率假说可以用来说明通货膨胀与失 业之间的正比关系；而在长期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有可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现象而发生。最后，弗里德曼认为降低货币 增长率是对通货膨胀的医治的唯一办法。为此，他提出一个稳定货币供给的“简单规则“，即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必须同实际 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 在国际收支与汇率理论方面，弗里德曼认为国际收支有四种调整方法：货币储备的抵消性变动；国内价格的调整；汇 率的调整；对与外汇有关的交易的直接控制。其次，浮动汇率制度的作用：能使我们有效地和直接地走向物品和劳务的完全 自由的贸易；在最大限度地保持各国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条件下，通过贸易而将各国之间的互相依存融合起来；可以消除 协调各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压力。弗里德曼认为浮动汇率可以实现两种重要的目标：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及各国按照自己意 愿来追求国内稳定的自由。但可变汇率并不是不稳定汇率，而是在适当的范围内活动。同时，浮动汇率的调整具有时滞性。 这是因为浮动汇率对外部情况变动的最终调整，将由生产资源分配方面的变动及可用于消费和投资的产品构成方面的变动所 组成。但是，这种最终变动不会立即实现，这是因为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从而面向国内消费的产品生产转向面向出口的产品 生产是需要时间的，反之亦然。另外，在国外建立的新市场，或者说服消费者用国外产品来取代他们业已习惯了的国内产品， 也是需要时间。 在现代货币学派的货币政策方面，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主张经历了两个即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发展阶段：60 年代的 货币政策分析与 80 年代的货币政策分析。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弗里德曼从几方面关于货币政策问题的分析。首先，弗里德 曼从货币政策力所难及方面分析，他认为除极短的时期以外，货币政策对利率和失业率的钉住无法持续得更久。其次，他再 货币政策力所能及方面分析货币政策的作用：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为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稳定 的环境；有助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但是货币政策效果具有时滞性，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存在“观察 滞后“，“决策滞后“和“效果滞后“。在他看来，货币政策的时间滞后，常常使以反周期循环为目的的权衡性货币政策变 为对经济的额外的和不必要的干扰。因此，反周期的权衡性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再次，弗里德曼认为，一种理想的货币制
度应该是:它将使政府能够履行它对货币的责任,而同时有限制了因此而赋予政府的权力,从而避免这种权力被用来剥削经 济和政治的自由。弗里德曼认为独立的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是非理想的:中央银行具有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造成责 任分散:导致货币政策过分地以来于个人的品质而造成不稳定性:过分重视银行家的观点。弗里德曼认为应当真正地通过立 法而建立起用于货币政策行为的规章制度,从而实现用法治的政府来取代人治的政府。这样的规章制度的实施,将使得公众 能够通过政治当局来对货币政策进行控制,而同时又可以使货币政策不受政治当局经常出现的奇思怪想的支配。再次,弗里 德曼分析货币政策的目标时指出货币当局可以有效地进行控制的最重要的数量就是货币存量,这也是货币当局应承担的最基 本的职责。在把控制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直接目标后,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达到货币政策直接目标的“简单规则“,即“年 复一年地按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加货币存量。“最后,在货币方案方面,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与银行的安排不能听任市场, 而政府在货币与银行的安排问题上,应当对货币发行量设置外部限制和防止伪造活动。弗里德曼认为还可以通过联邦储备系 统:可以有权规定再贴率;改变准备金要求量: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各种债券:影响利率结构:监督或调节联邦储备各成员银 行的各种业务活动的权力。取消目前财政部对债务的管理,把债务管理权集中到联储,并且财政部只能在联储开设帐户。 在20世纪80年代弗里德曼提出一个货币改革的目标:减少货币的变动性。他认为,减少货币的变动性十分重要,因 为,货币增长方面的稳定,是经济方面稳定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在货币政策结构改革方面,弗里德曼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是减少货币增长的变动性,限制货币当局的处理权限,同时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结构。为此,他提出:对联邦储备系统制定 一套货币规则,将规定规章制度的功能与货币方面的功能区别开来:结束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自主,将其转化为财政部的 个司。弗里德曼主张实现基础货币的零增长,他认为这样可以结束联邦储备系统决定货币数量的专制权力,同时,也无须实 施货币的竞争性发行,也不会在现有的其他经济机构及金融机构中引起任何重大的骚动。最后,弗里德曼对“是否可以将货 币与银行的安排支配权六给市场“的问题持否定回答,他认为,现今所有的货币都是性有货币,然而资源耗费并没有被消除 困难的特性发生了变化,它们对现钞的影响似乎不再比对存款或其他货币或准货币的支付承诺更为严重:对能兑换成某种商 品的货币问题说服力,远大于它对纯信用货币问题的水副力。由此,弗里德曼认为,比之政府介入所实际取得的成效,把货 币和银行的安排权留给市场会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激进学派 西方经济学思潮历来就有激进派、正统派和保守派的区分,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派别。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斗争和转 化,推动了经济学的演变和发展。正统经济学(辅之以保守派经济学)构成的主流经济学的主体。而激进经济学包含着正统 经济学的否定因素、变革因素,以及新经济学的萌芽因素、肯定因素,因而往往构成为新旧西方经济学相互转化的过渡点或 枢纽点。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又称持异见经济学,从广泛意义上讲,是一种批判正统经济学的具有激进色彩的经济思潮的总 称。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批判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力图改变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厮主流经济学这种传统的 或正统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以及极力主张改造先行资本主义制度。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思潮由来已久。美国坦普尔大学 的阿佩尔鲍姆把斯密等划入他们那个时代的持异见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麦克法莱恩则把18、19世纪批判正统经济 学的凡勃伦等人视为西方早期激进经济学家。大量西方经济学文献说明:激进政治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的对立和转化是经济 学说史上带规律性的现象。激进政治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把凯恩斯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新制度 经济学、斯拉法主义或新李嘉图主义、马克思经济学都囊括在内。理由在于:他们都以“左”的姿态批判正统经济学,揭露 现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和不良现象。持这种观点的有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谢尔曼和英国溦进政治经济学家马尔科姆. 索耶。狭义的当代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专指产生于60年代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 批判正统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潮。这一学派直接继承“老左派”的思想传统,西方大多数经济 学文献认为这种激进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并无根本性区别,因此往往称之为“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 义”、“激进的社会主义”。“新左派运动”是狭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产生的直接根源。这一学派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大致 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60年代)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成员在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并不一致,中经70 年代的冷遇期之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出现在度复兴的迹象,逐渐趋于成熟。并在对正统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中,逐渐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学说体系。激进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它在美、法、英、比利时、西德、日本 等国都有其代表人物、刊物、学派或组织。西方经济学普遍认为对激进政治经济学下定义并非易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 辞典》(1987年)中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辞条则强调:“激进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十分广泛和形式多样的流派,它既没有 形成前后一致的理论框架,也不存在一致赞同的合法的框架。然而,激进政治经济学突出了有关阶级问题这一独特的研究课 题。对于从经济学史到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问题,都从劳动和资本关系这一角度进行了重新构造。在这一过程中激进政治 经济学家承认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但同时,他们又用现代的激进世界观,重构了马克思主义” 西方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乃致庞杂,但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也有一定的侧重点。60年代末70
17 度应该是；它将使政府能够履行它对货币的责任，而同时有限制了因此而赋予政府的权力，从而避免这种权力被用来剥削经 济和政治的自由。弗里德曼认为独立的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是非理想的：中央银行具有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造成责 任分散；导致货币政策过分地以来于个人的品质而造成不稳定性；过分重视银行家的观点。弗里德曼认为应当真正地通过立 法而建立起用于货币政策行为的规章制度，从而实现用法治的政府来取代人治的政府。这样的规章制度的实施，将使得公众 能够通过政治当局来对货币政策进行控制，而同时又可以使货币政策不受政治当局经常出现的奇思怪想的支配。再次，弗里 德曼分析货币政策的目标时指出货币当局可以有效地进行控制的最重要的数量就是货币存量，这也是货币当局应承担的最基 本的职责。在把控制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直接目标后，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达到货币政策直接目标的“简单规则“，即“年 复一年地按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加货币存量。“最后，在货币方案方面，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与银行的安排不能听任市场， 而政府在货币与银行的安排问题上，应当对货币发行量设置外部限制和防止伪造活动。弗里德曼认为还可以通过联邦储备系 统：可以有权规定再贴率；改变准备金要求量；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各种债券；影响利率结构；监督或调节联邦储备各成员银 行的各种业务活动的权力。取消目前财政部对债务的管理，把债务管理权集中到联储，并且财政部只能在联储开设帐户。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弗里德曼提出一个货币改革的目标：减少货币的变动性。他认为，减少货币的变动性十分重要，因 为，货币增长方面的稳定，是经济方面稳定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在货币政策结构改革方面，弗里德曼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是减少货币增长的变动性，限制货币当局的处理权限，同时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结构。为此，他提出：对联邦储备系统制定 一套货币规则，将规定规章制度的功能与货币方面的功能区别开来；结束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自主，将其转化为财政部的一 个司。弗里德曼主张实现基础货币的零增长，他认为这样可以结束联邦储备系统决定货币数量的专制权力，同时，也无须实 施货币的竞争性发行，也不会在现有的其他经济机构及金融机构中引起任何重大的骚动。最后，弗里德曼对“是否可以将货 币与银行的安排支配权六给市场“的问题持否定回答，他认为，现今所有的货币都是性有货币，然而资源耗费并没有被消除； 困难的特性发生了变化，它们对现钞的影响似乎不再比对存款或其他货币或准货币的支付承诺更为严重；对能兑换成某种商 品的货币问题说服力，远大于它对纯信用货币问题的水副力。由此，弗里德曼认为，比之政府介入所实际取得的成效，把货 币和银行的安排权留给市场会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激进学派 西方经济学思潮历来就有激进派、正统派和保守派的区分，形成了左中右三种派别。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斗争和转 化，推动了经济学的演变和发展。正统经济学（辅之以保守派经济学）构成的主流经济学的主体。而激进经济学包含着正统 经济学的否定因素、变革因素，以及新经济学的萌芽因素、肯定因素，因而往往构成为新旧西方经济学相互转化的过渡点或 枢纽点。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又称持异见经济学，从广泛意义上讲，是一种批判正统经济学的具有激进色彩的经济思潮的总 称。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批判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力图改变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厮主流经济学这种传统的 或正统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以及极力主张改造先行资本主义制度。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思潮由来已久。美国坦普尔大学 的阿佩尔鲍姆把斯密等划入他们那个时代的持异见者。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麦克法莱恩则把 18、19 世纪批判正统经济 学的凡勃伦等人视为西方早期激进经济学家。大量西方经济学文献说明：激进政治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的对立和转化是经济 学说史上带规律性的现象。激进政治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把凯恩斯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新制度 经济学、斯拉法主义或新李嘉图主义、马克思经济学都囊括在内。理由在于：他们都以“左”的姿态批判正统经济学，揭露 现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和不良现象。持这种观点的有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谢尔曼和英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马尔科姆. 索耶。狭义的当代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专指产生于 60 年代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 批判正统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潮。这一学派直接继承“老左派”的思想传统，西方大多数经济 学文献认为这种激进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并无根本性区别，因此往往称之为“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 义”、“激进的社会主义”。“新左派运动”是狭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产生的直接根源。这一学派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大致 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60 年代）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成员在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并不一致，中经 70、80 年代的冷遇期之后，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又出现在度复兴的迹象，逐渐趋于成熟。并在对正统经济学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中，逐渐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学说体系。激进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它在美、法、英、比利时、西德、日本 等国都有其代表人物、刊物、学派或组织。西方经济学普遍认为对激进政治经济学下定义并非易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 辞典》（1987 年）中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辞条则强调：“激进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十分广泛和形式多样的流派，它既没有 形成前后一致的理论框架，也不存在一致赞同的合法的框架。然而，激进政治经济学突出了有关阶级问题这一独特的研究课 题。对于从经济学史到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问题，都从劳动和资本关系这一角度进行了重新构造。在这一过程中激进政治 经济学家承认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但同时，他们又用现代的激进世界观，重构了马克思主义”。 西方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较为广泛，乃致庞杂，但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也有一定的侧重点。60 年代末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