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评审委员会,并非第一次将和平奖授予为经济发展,而不是那些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 倡导人权或慈善活动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但却是第一次将和平奖授予了一个营利性质的 个人和机构。这一决定似乎印证了两个互相关联,且日益受到研究发展问题的专家们认可的 观点:即向贫穷宣战对和平至关重要,同时私营机构对消除贫穷也必不可少。 诺贝尔奖提名委员会说:“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表明,无论什么文化,无论什么文明,即便 那些最贫穷的人,也能够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人口找到摆 脱贫困的方法时才成为可能。”尤努斯教授和他所创办的乡村银行通过开展小额信贷业务 使孟加拉国大量的穷人脱离贫困,从而为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 献 传统银行认为,向低收入人群贷款风险过高,而且数额太小,根本不值得他们煞费苦心地去 经营。而尤努斯简单而富有革命性的观点则是,只要制定一套适合他们境况的贷款规则,将 借贷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而不是经济能力的基础上,那么穷人可以和富人一样有信用。他发 现,仅仅需要非常微薄的经济帮助,他们就能够极大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 创建格莱珉银行的想法,正是来自一次乡间考察。1976年,孟加拉国发生大规模饥荒,尤 努斯遇到一位编织竹凳子的妇女,当时这位妇女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她需要借钱买材料,但 由于极度的贫穷,没有任何财产,银行躲她都来不及,所以她只好向高利贷借钱,而昂贵的 利息几乎消耗了她所有的利润一她一天连两美分都挣不到。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尤努斯就自 掏腰包,借给这名妇女和她的邻居27美元。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按时足额地将借 款还给了他。于是,他走遍孟加拉国各地的农村,跳过中间商,向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如他 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想要证明,向穷人贷款“并非什么不可能的假设”。 在1983年创始至今,格莱珉银行提供的小额贷款总量达57.2亿美元,仅有3年出现亏损 而其他年份则均实现盈利,2005年盈利水平更是达到1500万美元。格莱珉银行的成功激发 了很多效仿者,同时也增强了那些商业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小额贷款的信心 尤努斯教授的乡村银行却突破了这一限制,他们通过整贷零还、小组模式、随机回访等一系 列风险防范措施,在无需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保证了资金的安全性,为盈利创造了条件。 特别是,乡村银行将5至10个贷款户划分为一个小组,小组成员之间对贷款进行内部评估, 互相鼓励、互相监督。正是这种内生性的激励机制,替代了原来的抵押担保制度,成为乡村 银行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这无疑对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每年都为几百万人发放数亿美元的小额信贷,但他们 却从不采取资助或施舍的方式,即使对乞丐也不例外。这从效率角度说明了“授人以渔”比 授人以鱼”更具正向激励,也侧面反映了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村金融运行机制的重要 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 professor Muhammad Yunus)因而也就被视为全世界利用小额贷款 向贫困宣战的最具象征性与号召力的人物。这个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孟加拉吉大 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的孟加拉上层精英人士,以满腔的激情、虔诚而强烈的道义感去关注那 些处于饥饿与赤贫中的穷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无比的坚韧挑战传统的金融体系与无效率 的官僚体制,从而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从27美元(借给42个赤贫农妇)微不足道的贷款艰 难起步发展成为拥有近四百万借款者(96%为妇女)、1277个分行(分行遍及46620个村庄) 12546个员工、还款率高达98.89%的庞大的乡村银行网络 尤努斯教授出生于孟加拉最大的港口吉大港( Chittagong),这是一个有着三百万人口的较 为发达的商业城市。他的父亲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造商和为穆斯林顾客服务的珠宝饰品商
尽管评审委员会，并非第一次将和平奖授予为经济发展，而不是那些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 倡导人权或慈善活动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但却是第一次将和平奖授予了一个营利性质的 个人和机构。这一决定似乎印证了两个互相关联，且日益受到研究发展问题的专家们认可的 观点：即向贫穷宣战对和平至关重要，同时私营机构对消除贫穷也必不可少。 诺贝尔奖提名委员会说：“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表明，无论什么文化，无论什么文明，即便 那些最贫穷的人，也能够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人口找到摆 脱贫困的方法时才成为可能。”尤努斯教授和他所创办的乡村银行通过开展小额信贷业务， 使孟加拉国大量的穷人脱离贫困，从而为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 献。 传统银行认为，向低收入人群贷款风险过高，而且数额太小，根本不值得他们煞费苦心地去 经营。而尤努斯简单而富有革命性的观点则是，只要制定一套适合他们境况的贷款规则，将 借贷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而不是经济能力的基础上，那么穷人可以和富人一样有信用。他发 现，仅仅需要非常微薄的经济帮助，他们就能够极大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 创建格莱珉银行的想法，正是来自一次乡间考察。1976 年，孟加拉国发生大规模饥荒，尤 努斯遇到一位编织竹凳子的妇女，当时这位妇女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她需要借钱买材料，但 由于极度的贫穷，没有任何财产，银行躲她都来不及，所以她只好向高利贷借钱，而昂贵的 利息几乎消耗了她所有的利润—她一天连两美分都挣不到。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尤努斯就自 掏腰包，借给这名妇女和她的邻居 27 美元。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按时足额地将借 款还给了他。于是，他走遍孟加拉国各地的农村，跳过中间商，向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如他 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想要证明，向穷人贷款“并非什么不可能的假设”。 在 1983 年创始至今，格莱珉银行提供的小额贷款总量达 57.2 亿美元，仅有 3 年出现亏损， 而其他年份则均实现盈利，2005 年盈利水平更是达到 1500 万美元。格莱珉银行的成功激发 了很多效仿者，同时也增强了那些商业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小额贷款的信心。 尤努斯教授的乡村银行却突破了这一限制，他们通过整贷零还、小组模式、随机回访等一系 列风险防范措施，在无需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保证了资金的安全性，为盈利创造了条件。 特别是，乡村银行将 5 至 10 个贷款户划分为一个小组，小组成员之间对贷款进行内部评估， 互相鼓励、互相监督。正是这种内生性的激励机制，替代了原来的抵押担保制度，成为乡村 银行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这无疑对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每年都为几百万人发放数亿美元的小额信贷，但他们 却从不采取资助或施舍的方式，即使对乞丐也不例外。这从效率角度说明了“授人以渔”比 “授人以鱼”更具正向激励，也侧面反映了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村金融运行机制的重要 性。 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professor Muhammad Yunus）因而也就被视为全世界利用小额贷款 向贫困宣战的最具象征性与号召力的人物。这个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孟加拉吉大 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的孟加拉上层精英人士，以满腔的激情、虔诚而强烈的道义感去关注那 些处于饥饿与赤贫中的穷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无比的坚韧挑战传统的金融体系与无效率 的官僚体制，从而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从 27 美元（借给 42 个赤贫农妇）微不足道的贷款艰 难起步发展成为拥有近四百万借款者（96％为妇女）、1277 个分行（分行遍及 46620 个村庄）、 12546 个员工、还款率高达 98.89％的庞大的乡村银行网络。 尤努斯教授出生于孟加拉最大的港口吉大港（Chittagong），这是一个有着三百万人口的较 为发达的商业城市。他的父亲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造商和为穆斯林顾客服务的珠宝饰品商
人,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的母亲出身于小商贸者之家,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对穷人充 满同情心、做事有条理有决断的坚强女性,对尤努斯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努斯在自传 中说:“是母亲对家人和穷苦人的关爱影响了我,帮助我发现自己在经济学与社会改革方面 的兴趣”。在吉大港大学毕业之后,尤努斯在母校当了五年的经济学教师,在这期间,他尝 试创建自己的企业并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1965年尤努斯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资助, 在 Vanderbilt大学学习并最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1年孟加拉独立,尤努斯教授放弃 在美国的教职与优裕生活,回到饱受战争创伤的祖国参与祖国的建设,在母校吉大港大学担 任经济学主任。1974年蔓延孟加拉的大饥荒使成千上万人因饥饿而死。这使尤努斯感到震 撼的同时,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贫困与饥饿的研究中。他在吉大港大学周边的乔布拉 村尝试进行周密的调研,并倡导实施“吉大港大学乡村开发计划”,试图在学术与乡村之间 建立联系。1976年尤努斯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一个名叫苏菲亚的生有3 个孩子的21岁的年轻农妇,每天从高利贷者手中获得5塔卡(相当于22美分)的贷款用于 购买竹子,编织好竹凳交给高利贷者还贷,每天只能获得50波沙(约2美分)的收入。苏 菲亚每天微薄的2美分收入,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一种顽固的难以摆脱的贫困循环。这种境 况使尤努斯异常震惊,尤努斯写道:“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成千上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 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为单位展示出来的。什么地 方出错了?!我的大学课程怎么没有反映苏菲亚的生活现实呢!我很生气,生自己的气,生 经济学系的气,还有那些数以千计才华横溢的教授们,他们都没有尝试去提出并解决这个问 题,我也生他们的气。”尤努斯陷于一种震惊、自责、羞愧的情绪中,平生第一次,尤努 斯教授“为自己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份子感到羞愧”。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几十个赤贫的 农妇提供区区总额为几十美元的贷款!同时,大学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教授对贫困与饥馑如 此漠视,也让尤努斯感到愤慨与不解。在他看来,漠视贫困、漠视真实世界中人的痛苦与愿 望是经济学的最大失败,而不能用经济学知识去缓解并消除贫困,是所有经济学学生与学者 的最大的耻辱 尤努斯教授在深入了解了苏菲亚这样的赤贫者的境况之后得出结论,这些村民的贫穷,并不 是因为他们缺乏改变生活消除贫困的途径与能力,更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懒惰与愚昧,而是 因为金融机构不能帮助他们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 贷款需要,这个缺乏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市场就由当地的放贷者接管。”这些当地的高利 贷放款者,不但不能使这些赤贫的村民摆脱贫困,而且使他们陷于一种更深的贫困泥潭而难 以自拔。在几乎所有的贫困地区,穷人被这些高利贷所控制与剥削,他们不能摆脱高利贷 因而甘受高利贷放款者施加给他们的不公平信贷:另一方面,正式的金融体系( Formal Finance)却严重忽视了穷人这一最需要信贷服务的体系,把这些渴望贷款的穷人排除在信 贷体系之外,使他们难以用贷款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传统正式的金融体系也正在用各种方式制造着穷人接近正规信贷的障碍,那些保守的银行家 们,坚持一套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流传了几百年的信贷哲学,而这些信贷哲学,几乎无 例外地把农民与穷人置于最不利的信贷地位。传统信贷体系教导这些银行家,银行的贷款需 要接受贷款者提供必要的足够的抵押担保,而穷人(尤其是赤贫者)几乎没有什么抵押担保 品,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有钱人才能合法地借到钱。传统的银行家只是将眼光盯住那些规模大 实力强的企业家,而不屑于与那些小额贷款需求者打交道,因为在他们看来,小额贷款需求 者的贷款数额小,耗费的贷款成本与未来预期收益不成比例,因而只能使银行亏损。传统的 信贷哲学还假定,穷人根本没有还款能力,给他们发放贷款只能是一种浪费,穷人的信用与 智慧都不足以使他们利用贷款创造合理的增值,因而银行向这些穷人贷款得不偿失 尤努斯的行动以及后来的巨大成功证明了这些传统信贷哲学的荒谬僵化与那
人，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的母亲出身于小商贸者之家，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对穷人充 满同情心、做事有条理有决断的坚强女性，对尤努斯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努斯在自传 中说：“是母亲对家人和穷苦人的关爱影响了我，帮助我发现自己在经济学与社会改革方面 的兴趣”。在吉大港大学毕业之后，尤努斯在母校当了五年的经济学教师，在这期间，他尝 试创建自己的企业并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1965 年尤努斯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资助， 在 Vanderbilt 大学学习并最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1 年孟加拉独立，尤努斯教授放弃 在美国的教职与优裕生活，回到饱受战争创伤的祖国参与祖国的建设，在母校吉大港大学担 任经济学主任。1974 年蔓延孟加拉的大饥荒使成千上万人因饥饿而死。这使尤努斯感到震 撼的同时，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贫困与饥饿的研究中。他在吉大港大学周边的乔布拉 村尝试进行周密的调研，并倡导实施“吉大港大学乡村开发计划”，试图在学术与乡村之间 建立联系。1976 年尤努斯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一个名叫苏菲亚的生有 3 个孩子的 21 岁的年轻农妇，每天从高利贷者手中获得 5 塔卡（相当于 22 美分）的贷款用于 购买竹子，编织好竹凳交给高利贷者还贷，每天只能获得 50 波沙（约 2 美分）的收入。苏 菲亚每天微薄的 2 美分收入，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一种顽固的难以摆脱的贫困循环。这种境 况使尤努斯异常震惊，尤努斯写道：“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成千上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 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为单位展示出来的。什么地 方出错了？！我的大学课程怎么没有反映苏菲亚的生活现实呢！我很生气，生自己的气，生 经济学系的气，还有那些数以千计才华横溢的教授们，他们都没有尝试去提出并解决这个问 题，我也生他们的气。” 尤努斯陷于一种震惊、自责、羞愧的情绪中，平生第一次，尤努 斯教授“为自己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份子感到羞愧”。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几十个赤贫的 农妇提供区区总额为几十美元的贷款！同时，大学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教授对贫困与饥馑如 此漠视，也让尤努斯感到愤慨与不解。在他看来，漠视贫困、漠视真实世界中人的痛苦与愿 望是经济学的最大失败，而不能用经济学知识去缓解并消除贫困，是所有经济学学生与学者 的最大的耻辱。 尤努斯教授在深入了解了苏菲亚这样的赤贫者的境况之后得出结论，这些村民的贫穷，并不 是因为他们缺乏改变生活消除贫困的途径与能力，更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懒惰与愚昧，而是 “因为金融机构不能帮助他们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 贷款需要，这个缺乏正式金融机构的贷款市场就由当地的放贷者接管。” 这些当地的高利 贷放款者，不但不能使这些赤贫的村民摆脱贫困，而且使他们陷于一种更深的贫困泥潭而难 以自拔。在几乎所有的贫困地区，穷人被这些高利贷所控制与剥削，他们不能摆脱高利贷， 因而甘受高利贷放款者施加给他们的不公平信贷；另一方面，正式的金融体系（Formal Finance）却严重忽视了穷人这一最需要信贷服务的体系，把这些渴望贷款的穷人排除在信 贷体系之外，使他们难以用贷款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传统正式的金融体系也正在用各种方式制造着穷人接近正规信贷的障碍，那些保守的银行家 们，坚持一套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流传了几百年的信贷哲学，而这些信贷哲学，几乎无一 例外地把农民与穷人置于最不利的信贷地位。传统信贷体系教导这些银行家，银行的贷款需 要接受贷款者提供必要的足够的抵押担保，而穷人（尤其是赤贫者）几乎没有什么抵押担保 品，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有钱人才能合法地借到钱。传统的银行家只是将眼光盯住那些规模大 实力强的企业家，而不屑于与那些小额贷款需求者打交道，因为在他们看来，小额贷款需求 者的贷款数额小，耗费的贷款成本与未来预期收益不成比例，因而只能使银行亏损。传统的 信贷哲学还假定，穷人根本没有还款能力，给他们发放贷款只能是一种浪费，穷人的信用与 智慧都不足以使他们利用贷款创造合理的增值，因而银行向这些穷人贷款得不偿失。 尤努斯的行动以及后来的巨大成功证明了这些传统信贷哲学的荒谬僵化与那
些传统银行家们的保守无知。尤努斯与格莱珉的信贷哲学试图颠覆这些传统的信贷教条。传 统的商业银行总是想象每个借款人都打算赖帐,于是他们用繁密的法律条款来限制客户,保 证自己不受损失。尤努斯却有相反的哲学。“从第一天我们就清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会有 司法强制的余地,我们从来不会用法律来解决我们的偿付问题,不会让律师或任何外人卷进 来。”格莱珉银行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借款者都是诚实的。“我们确信,建立银行的基础 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格莱珉的胜败,会取决于我们的人际关 系的力量。”也许评论者会说尤努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竟然违背经济学 最基本的“自利最大化假定”而去相信“人性善”。甚至,当格莱珉银行面临借贷者确定无 法偿还到期贷款时,也不会假想这是出于借款者的恶意行为,而是调查逼使借款人无法 偿还贷款的真实境况,并努力帮助这些穷人改变自身条件或周围环境,重新获得贷款的偿还。 就是依靠这种与传统银行截然不同的信任哲学,格莱珉银行一直保持低于1%的坏帐率 格莱珉银行一反传统商业银行漠视穷人的习惯,而将目光转向那些急需贷款但 自身经济状况极端窘迫的穷人,尤其是贫困妇女。至今,格莱珉银行的借款者中,96%是贫 困妇女,他们甚至向乞丐发放小额信贷。尤努斯深深理解穷人的处境,从穷人的愿望和需求 出发来安排和调整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计划。为了避免大额还款而给穷人带来的还款心理障 碍,格莱珉银行制定了每日还款计划,将巨额的还款切割成穷人可以接受的小块,使他们在 每日偿还中不但有了适当的还款能力,同时又完全有能力承受数额微小的每日还款(后来为 了便于操作而调整为每周还款)。同时,为了帮助那些根本没有知识与经验的借款者,格莱 珉银行不断简化他们的贷款程序,最终他们将格莱珉的信贷偿付机制提炼为:(1)贷款期1 年;(2)每周分期付款:(3)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4)利息是10%;(5)偿付数额是 每周偿还贷款额的2%,还50周;(6)每1000塔卡贷款,每周付2塔卡的利息。这种简化 的贷款偿付程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为了保证小额信贷需求者能够有能力还款,格莱珉银行创建了有效的组织形式 这些创新无一不是出于尤努斯对传统乡村文化与穷人心理的独特理解与深刻把握。基于对孟 加拉传统农村社会的理解,尤努斯要求每个贷款申请人都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 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支持小组,并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来保证支 持小组的成员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相互支持关系。尤努斯在自传中非常详细地分析了支持小组 的巨大作用:“小组成员的身份不仅建立起相互的支持与保护,还舒缓了单个成员不稳定的 行为方式,使每一个贷款人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可靠。来自平等伙伴之间的微妙而更直接的压 力,使每一个成员时时保持与贷款项目的大目标保持一致:小组内与小组之间的竞争意识也 激励着每一个成员都要有所作为。将初始监管的任务移交给小组,不仅减少了银行的工作, 还增强了每个贷款人的自立能力。”贷款支持小组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机制上的创新,它有效 地降低了格莱珉银行的监管成本,将来自银行的外部的监督转化为来自成员自身的内部监 督:同时,支持小组还在小组内部激发起更大的竞争意识和更强烈的相互支撑意识 在支持小组的基础上,格莱珉银行还鼓励各支持小组形成更大的联盟,即“中 中心”是村子里八个小组组成的联盟,每周按时在约定的地点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 会。中心的负责人是由所有成员选出的组长,负责中心的事务,帮助解决任何单个小组无法 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与银行指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页57)。当格莱珉银行的 某一个成员村民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一项贷款申请,银行工作人员通常会向支持小组组 长和中心负责人咨询,组长与中心负责人在决定贷款中担负很大的责任,也有相当大的话语 权利。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都是对外公开的,这有效地降低了来自银行的腐败、管理不当
些传统银行家们的保守无知。尤努斯与格莱珉的信贷哲学试图颠覆这些传统的信贷教条。传 统的商业银行总是想象每个借款人都打算赖帐，于是他们用繁密的法律条款来限制客户，保 证自己不受损失。尤努斯却有相反的哲学。“从第一天我们就清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会有 司法强制的余地，我们从来不会用法律来解决我们的偿付问题，不会让律师或任何外人卷进 来。”格莱珉银行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借款者都是诚实的。“我们确信，建立银行的基础 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格莱珉的胜败，会取决于我们的人际关 系的力量。”也许评论者会说尤努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竟然违背经济学 最基本的“自利最大化假定”而去相信“人性善”。甚至，当格莱珉银行面临借贷者确定无 法偿还到期贷款时，也不会假想这是出于借款者的恶意行为，而是调查 逼使借款人无法 偿还贷款的真实境况，并努力帮助这些穷人改变自身条件或周围环境，重新获得贷款的偿还。 就是依靠这种与传统银行截然不同的信任哲学，格莱珉银行一直保持低于 1％的坏帐率。 格莱珉银行一反传统商业银行漠视穷人的习惯，而将目光转向那些急需贷款但 自身经济状况极端窘迫的穷人，尤其是贫困妇女。至今，格莱珉银行的借款者中，96％是贫 困妇女，他们甚至向乞丐发放小额信贷。尤努斯深深理解穷人的处境，从穷人的愿望和需求 出发来安排和调整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计划。为了避免大额还款而给穷人带来的还款心理障 碍，格莱珉银行制定了每日还款计划，将巨额的还款切割成穷人可以接受的小块，使他们在 每日偿还中不但有了适当的还款能力，同时又完全有能力承受数额微小的每日还款（后来为 了便于操作而调整为每周还款）。同时，为了帮助那些根本没有知识与经验的借款者，格莱 珉银行不断简化他们的贷款程序，最终他们将格莱珉的信贷偿付机制提炼为：（1）贷款期 1 年；（2）每周分期付款；（3）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4）利息是 10％；（5）偿付数额是 每周偿还贷款额的 2％，还 50 周；（6）每 1000 塔卡贷款，每周付 2 塔卡的利息。这种简化 的贷款偿付程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为了保证小额信贷需求者能够有能力还款，格莱珉银行创建了有效的组织形式， 这些创新无一不是出于尤努斯对传统乡村文化与穷人心理的独特理解与深刻把握。基于对孟 加拉传统农村社会的理解，尤努斯要求每个贷款申请人都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 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支持小组，并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来保证支 持小组的成员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相互支持关系。尤努斯在自传中非常详细地分析了支持小组 的巨大作用：“小组成员的身份不仅建立起相互的支持与保护，还舒缓了单个成员不稳定的 行为方式，使每一个贷款人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可靠。来自平等伙伴之间的微妙而更直接的压 力，使每一个成员时时保持与贷款项目的大目标保持一致；小组内与小组之间的竞争意识也 激励着每一个成员都要有所作为。将初始监管的任务移交给小组，不仅减少了银行的工作， 还增强了每个贷款人的自立能力。”贷款支持小组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机制上的创新，它有效 地降低了格莱珉银行的监管成本，将来自银行的外部的监督转化为来自成员自身的内部监 督；同时，支持小组还在小组内部激发起更大的竞争意识和更强烈的相互支撑意识。 在支持小组的基础上，格莱珉银行还鼓励各支持小组形成更大的联盟，即“中 心”。“中心”是村子里八个小组组成的联盟，每周按时在约定的地点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 会。中心的负责人是由所有成员选出的组长，负责中心的事务，帮助解决任何单个小组无法 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与银行指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页 57）。当格莱珉银行的 某一个成员村民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一项贷款申请，银行工作人员通常会向支持小组组 长和中心负责人咨询，组长与中心负责人在决定贷款中担负很大的责任，也有相当大的话语 权利。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都是对外公开的，这有效地降低了来自银行的腐败、管理不当
以及误解的风险,并使负责人与银行职员直接对贷款负责。在商业银行频繁爆发内部腐败丑 闻的今天,格莱珉银行公开透明的“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贷款程序是非常有智慧 的一种金融机制创新,有效降低了由腐败与无效率带来的金融风险。 更为重要且意义深远的是,格莱珉银行通过这种特殊的机制,极大地调动起借 贷者们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这些本来完全没有金融知识的贫穷村民,通过小组与中 心彼此联结起来,在中心会议上进行公开的民主的讨论,使他们自然地对管理自身的事务承 担越来越大的责任。他们往往比银行职员更能提出创新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与他们 自身命运的改变密切相关,他们有强烈的内在动力去寻找新的途径而使自己和其他成员尽快 脱离贫困。尤努斯深有感触地说:“我意识到,如果给予机会,人类是多么富有活力与创造 力。”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在贷款事务上更多地体会到民主管理与民主参与的真髓,使民主 的意识深入人心,这与传统商业银行通过层层行政体系来审批贷款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格莱珉银行和尤努斯完全颠覆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哲学,而创造了一种崭新 的关注贫困阶层、调动培育穷人民主管理观念的金融文化。可以说,格莱珉银行建立起一个 可能引发“银行业本质的革命的新型银行架构,一种新的经济概念。” 慈善捐助尽管初衷很好,但是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某些精英阶层与富裕者们一种带有优越感的 同情心的表现,这些慈善行为为某些精英阶层与富裕者找到一个便捷的手段,可以在完全看 不到贫困者悲惨境遇的情况下释放自己的道义压力。这实际上仍旧是一种居高临下俯视穷人 的“鸟瞰式视角”( in a bird' s eyeview),而不是一种深入民间、深入穷苦人群、切身 体会穷人悲惨境遇的“蚯蚓式视角”( in a worm' s eyeview) 尤努斯坚定地站在贫穷的大众中间,倾听他们的愿望,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与 环境,并尝试用他们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他的所有想法以及格莱珉银行的所有运 作模式,都是基于对穷人生活与心理的深刻体察,而不是一厢情愿居高临下的臆想。他相信 蕴藏在穷人中的创造力。他说:“穷人,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他们知道如何维生,知道如何 去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需要的只是机会,而贷款就是那个机会。” 在这种相信穷人创造力的信念基础上,格莱珉银行的很多作法都与传统的扶贫 方式大相径庭。传统的扶贫方式总是要将大量经费用于对获得贷款者的培训,因为他们脑子 里总有这样的假定:穷人的贫困乃是根源于他们的愚昧无知,他们缺乏改变生活的基本能力 和知识。而尤努斯的理念则完全相反。他相信所有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即一种生存 技能,这种能力自然存在于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之中,不需要别人来教:发放贷款者不必 去浪费时间与财力去交给穷人新的技能,而是应该尽最大努力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开发他 们现有的技能与潜力。尤努斯总是坚信,“穷人之所以穷,并非因为没有经过培训或者是没 有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的劳动报酬。他们无力控制资本,而恰恰是控制资本的 能力才会使人们摆脱贫穷。利润是坦然地倒向资本的,穷人处于毫无力量的境地,只能为生 产资本控制者的利益而劳作。他们为什么无法控制任何资本呢?因为他们没有继承任何资本 或贷款,又因为他们被认为没有任何信贷价值而不能贷款”(页124) 尤努斯并非反对一切意义上的培训,而是反对那些强加于穷人的那些不切实际 的培训。对于那些贫穷的村民来说,“正规的学习是一件很吓人的事,那会使他们觉得自己 渺小,愚蠢,毫无用处,甚至会毁掉他们的天生能力”。他尤其反对那些用物质刺激来吸引
以及误解的风险，并使负责人与银行职员直接对贷款负责。在商业银行频繁爆发内部腐败丑 闻的今天，格莱珉银行公开透明的“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贷款程序是非常有智慧 的一种金融机制创新，有效降低了由腐败与无效率带来的金融风险。 更为重要且意义深远的是，格莱珉银行通过这种特殊的机制，极大地调动起借 贷者们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这些本来完全没有金融知识的贫穷村民，通过小组与中 心彼此联结起来，在中心会议上进行公开的民主的讨论，使他们自然地对管理自身的事务承 担越来越大的责任。他们往往比银行职员更能提出创新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与他们 自身命运的改变密切相关，他们有强烈的内在动力去寻找新的途径而使自己和其他成员尽快 脱离贫困。尤努斯深有感触地说：“我意识到，如果给予机会，人类是多么富有活力与创造 力。”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在贷款事务上更多地体会到民主管理与民主参与的真髓，使民主 的意识深入人心，这与传统商业银行通过层层行政体系来审批贷款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格莱珉银行和尤努斯完全颠覆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哲学，而创造了一种崭新 的关注贫困阶层、调动培育穷人民主管理观念的金融文化。可以说，格莱珉银行建立起一个 可能引发“银行业本质的革命的新型银行架构，一种新的经济概念。” 慈善捐助尽管初衷很好，但是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某些精英阶层与富裕者们一种带有优越感的 同情心的表现，这些慈善行为为某些精英阶层与富裕者找到一个便捷的手段，可以在完全看 不到贫困者悲惨境遇的情况下释放自己的道义压力。这实际上仍旧是一种居高临下俯视穷人 的“鸟瞰式视角”（in a bird’s eyeview），而不是一种深入民间、深入穷苦人群、切身 体会穷人悲惨境遇的“蚯蚓式视角”（in a worm’s eyeview）。 尤努斯坚定地站在贫穷的大众中间，倾听他们的愿望，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与 环境，并尝试用他们的视角与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他的所有想法以及格莱珉银行的所有运 作模式，都是基于对穷人生活与心理的深刻体察，而不是一厢情愿居高临下的臆想。他相信 蕴藏在穷人中的创造力。他说：“穷人，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他们知道如何维生，知道如何 去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需要的只是机会，而贷款就是那个机会。” 在这种相信穷人创造力的信念基础上，格莱珉银行的很多作法都与传统的扶贫 方式大相径庭。传统的扶贫方式总是要将大量经费用于对获得贷款者的培训，因为他们脑子 里总有这样的假定：穷人的贫困乃是根源于他们的愚昧无知，他们缺乏改变生活的基本能力 和知识。而尤努斯的理念则完全相反。他相信所有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即一种生存 技能，这种能力自然存在于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之中，不需要别人来教；发放贷款者不必 去浪费时间与财力去交给穷人新的技能，而是应该尽最大努力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开发他 们现有的技能与潜力。尤努斯总是坚信，“穷人之所以穷，并非因为没有经过培训或者是没 有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的劳动报酬。他们无力控制资本，而恰恰是控制资本的 能力才会使人们摆脱贫穷。利润是坦然地倒向资本的，穷人处于毫无力量的境地，只能为生 产资本控制者的利益而劳作。他们为什么无法控制任何资本呢？因为他们没有继承任何资本 或贷款，又因为他们被认为没有任何信贷价值而不能贷款”（页 124）。 尤努斯并非反对一切意义上的培训，而是反对那些强加于穷人的那些不切实际 的培训。对于那些贫穷的村民来说，“正规的学习是一件很吓人的事，那会使他们觉得自己 渺小，愚蠢，毫无用处，甚至会毁掉他们的天生能力”。他尤其反对那些用物质刺激来吸引
穷人的所谓培训。他认为只有当穷人积极寻求并愿意为其付出代价或费用的情况下,才适于 提供培训,此时的培训,是切合于穷人的真实愿望与真实需求的,是出于他们内心的渴望而 不是外部强加给他们的。 格莱珉银行相信穷人是有信用的群体,他们致力于通过贷款培养穷人的自尊与 自信。对于孟加拉这样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家,格莱珉银行的穷人客户经常可能因自然灾 害或个人的不幸而出现还款困难的情况。但是格莱珉银行的一贯宗旨是坚持要借款的村民偿 还贷款,哪怕是一周只偿还半分钱。这看起来让一般人难以理解,实际上,这种做法的用意 不仅仅是为了保证降低不良贷款率,而是意在激发穷人的自我复原、自我救助、自力更生的 意识,激励他们的自尊与自信。尤努斯认识到,“一旦免除一位借款人的偿还责任,则可能 要花上好几年的艰难工作,才能恢复他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格莱珉银行的做法是,如果 村庄遭受较大的灾荒,借款者的庄稼与牲畜都被摧毁,则银行会立即发给新的贷款,使他们 有能力重建家园;格莱珉银行从来不简单地划销旧的贷款,而是把这些旧的贷款转为长期贷 款,以便借款村民可以更缓慢地以更小额的分期付款来偿还。格莱珉银行利用自己的力量为 孟加拉遭受灾荒的穷人恢复正常生活与生存的信心作出了巨大贡献。 让我们以尤努斯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如果我们把与给别人的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给予穷人的话,他们是能够使自己 摆脱贫困的。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我们必须去做的只是解开我们加在他 们身上的枷锁 …我们已经创立了一个没有奴隶制的世界,一个没有天花的世界,一个没 有种族隔离的世界。创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会比所有这些成就更为伟大:同时,我们还在 巩固这些成就,这会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能为生活其中而感到自豪的世界。” 孟加拉”乡村银行"(GB)模式 孟加拉乡村银行 Grameen Bank),由尤纳纳斯教授在孟加拉创建和领导,从一个小规 模的试验项目发展为一个银行机构。这个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特别是贫 困妇女,只提供贷款和强制储蓄服务,5人连带小组,每周中心会议制度,小组基金制度 每周还款等。针对穷人的需求,最近几年,"乡村银行"在不断地进行模式的创新,包括提供 更加适合穷人需求的、灵活多样的贷款产品,开始从事自愿存款和小额保险业务等。这个模 式于1994年被引入中国进行试验,已成为中国所普遍效仿的小额信贷模式。 2.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BRI-Unit)模式 自1984年BRI成功地开发出适宜的小额信贷产品且达到机构自负盈亏的近二十年来 直是商业银行在小额信贷领域的先驱和典范。该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以商业利率为印尼全 国农村的中低收入人口提供小额贷款,贷款类型多种多样,同时吸收自愿存款。 BRI是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为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一直是它的一个目标。追溯它的历 史可回到100年前,但乡村信贷部今日的格局奠基于1970年,最初的创立是为执行一项水
穷人的所谓培训。他认为只有当穷人积极寻求并愿意为其付出代价或费用的情况下，才适于 提供培训，此时的培训，是切合于穷人的真实愿望与真实需求的，是出于他们内心的渴望而 不是外部强加给他们的。 格莱珉银行相信穷人是有信用的群体，他们致力于通过贷款培养穷人的自尊与 自信。对于孟加拉这样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家，格莱珉银行的穷人客户经常可能因自然灾 害或个人的不幸而出现还款困难的情况。但是格莱珉银行的一贯宗旨是坚持要借款的村民偿 还贷款，哪怕是一周只偿还半分钱。这看起来让一般人难以理解，实际上，这种做法的用意 不仅仅是为了保证降低不良贷款率，而是意在激发穷人的自我复原、自我救助、自力更生的 意识，激励他们的自尊与自信。尤努斯认识到，“一旦免除一位借款人的偿还责任，则可能 要花上好几年的艰难工作，才能恢复他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格莱珉银行的做法是，如果 村庄遭受较大的灾荒，借款者的庄稼与牲畜都被摧毁，则银行会立即发给新的贷款，使他们 有能力重建家园；格莱珉银行从来不简单地划销旧的贷款，而是把这些旧的贷款转为长期贷 款，以便借款村民可以更缓慢地以更小额的分期付款来偿还。格莱珉银行利用自己的力量为 孟加拉遭受灾荒的穷人恢复正常生活与生存的信心作出了巨大贡献。 让我们以尤努斯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如果我们把与给别人的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给予穷人的话，他们是能够使自己 摆脱贫困的。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我们必须去做的只是解开我们加在他 们身上的枷锁。 “……我们已经创立了一个没有奴隶制的世界，一个没有天花的世界，一个没 有种族隔离的世界。创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会比所有这些成就更为伟大；同时，我们还在 巩固这些成就，这会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能为生活其中而感到自豪的世界。” 1. 孟加拉"乡村银行"(GB)模式 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由尤纳纳斯教授在孟加拉创建和领导，从一个小规 模的试验项目发展为一个银行机构。这个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特别是贫 困妇女，只提供贷款和强制储蓄服务，5 人连带小组，每周中心会议制度，小组基金制度， 每周还款等。针对穷人的需求，最近几年，"乡村银行"在不断地进行模式的创新，包括提供 更加适合穷人需求的、灵活多样的贷款产品，开始从事自愿存款和小额保险业务等。这个模 式于 1994 年被引入中国进行试验，已成为中国所普遍效仿的小额信贷模式。 2.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BRI-Unit)模式 自 1984 年 BRI 成功地开发出适宜的小额信贷产品且达到机构自负盈亏的近二十年来， 一直是商业银行在小额信贷领域的先驱和典范。该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以商业利率为印尼全 国农村的中低收入人口提供小额贷款，贷款类型多种多样，同时吸收自愿存款。 BRI 是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为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一直是它的一个目标。追溯它的历 史可回到 100 年前，但乡村信贷部今日的格局奠基于 1970 年，最初的创立是为执行一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