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问题及其他 方生 文汇报2006.0828 http://www.ihns.ac.cn/readers/060913.htm 目前正在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担任海外研究员的刘钝,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史研究所所长,同时,还身兼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国际科学史学会第一副主席等职。作 者对科学史的社会功能、李约瑟问题、第二种科学革命等问题的分析非常深刻。限于篇幅, 这里只举其对李约瑟问题和科学革命的看法,来谈谈我的感想。 刘钝认为,中国人普遍存在一种所谓的“李约瑟情结”( Needham complex)。“这当然不等同 于中国人民对李约瑟的敬重与热爱:它主要源于特殊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滋生的民族心理 感情,也部分源于对李约瑟的误读。”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只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 解为在阐发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成就。二、认为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SCC或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宗旨是要解开中国 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这样一个历史之谜。三、为中国科技史由外国人来写而感到不安 这种情绪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混乱。事实上,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在早期来华的耶 稣会士身上,就看到了这种迹象。其实,魏特夫( 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也提 到过类似的问题。 刘钝将李约瑟的思想来源归为下列五个方面:生物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督教社 会主义、国际主义和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道家思想。在李约瑟的脑海中,“不同的古代文 明中都有可称之为科学的知识传统,它们对近代科学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就像水 滴形成溪流、溪流汇入大海一样。”在刘钝看来,李约瑟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以中国为例, 阐述了非西方传统的贡献,从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普适性的高度对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给 予了有力的批评 在李约瑟晚年,刘钝曾近距离与大师朝夕相处。他关于李约瑟问题的论述,可谓一篇真正的 力作。那些只看到只言片断,就妄下断语,制造“文化垃圾”的人,可以休矣 我们可以不同意李约瑟的具体结论,但面对这位“称之为20世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我们 不能不肃然起敬 同时,国内学者习惯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认为那是真正的“科学革命”。刘钝在书中多次 提到了“另一种革命”,即由工具所驱动的革命。“展望21世纪,将要出现,或有可能引起根 本性变革的领域,像信息、能源、材料,还有生物工程,其变革都可能是由新工具的诞生所 引起的”。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这一提法背后的含义:中国古代技术发明曾远远领先于世界 其他民族。如果存在一种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的话,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得益 于文化传统的优势呢?
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难题） ――――――――――――――――――――― 李约瑟问题及其他 方生 文汇报 2006.08.28 http://www.ihns.ac.cn/readers/060913.htm 目前正在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担任海外研究员的刘钝，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史研究所所长，同时，还身兼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国际科学史学会第一副主席等职。作 者对科学史的社会功能、李约瑟问题、第二种科学革命等问题的分析非常深刻。限于篇幅， 这里只举其对李约瑟问题和科学革命的看法，来谈谈我的感想。 刘钝认为，中国人普遍存在一种所谓的“李约瑟情结”（Needham complex）。“这当然不等同 于中国人民对李约瑟的敬重与热爱；它主要源于特殊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滋生的民族心理 感情，也部分源于对李约瑟的误读。”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只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 解为在阐发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成就。二、认为李约瑟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SCC 或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宗旨是要解开中国 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这样一个历史之谜。三、为中国科技史由外国人来写而感到不安。 这种情绪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混乱。事实上，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在早期来华的耶 稣会士身上，就看到了这种迹象。其实，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也提 到过类似的问题。 刘钝将李约瑟的思想来源归为下列五个方面：生物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督教社 会主义、国际主义和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道家思想。在李约瑟的脑海中，“不同的古代文 明中都有可称之为‘科学’的知识传统，它们对近代科学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就像水 滴形成溪流、溪流汇入大海一样。”在刘钝看来，李约瑟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以中国为例， 阐述了非西方传统的贡献，从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普适性的高度对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给 予了有力的批评。 在李约瑟晚年，刘钝曾近距离与大师朝夕相处。他关于李约瑟问题的论述，可谓一篇真正的 力作。那些只看到只言片断，就妄下断语，制造“文化垃圾”的人，可以休矣。 我们可以不同意李约瑟的具体结论，但面对这位“称之为 20 世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我们 不能不肃然起敬。 同时，国内学者习惯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认为那是真正的“科学革命”。刘钝在书中多次 提到了“另一种革命”，即由工具所驱动的革命。“展望 21 世纪，将要出现，或有可能引起根 本性变革的领域，像信息、能源、材料，还有生物工程，其变革都可能是由新工具的诞生所 引起的”。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这一提法背后的含义：中国古代技术发明曾远远领先于世界 其他民族。如果存在一种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的话，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得益 于文化传统的优势呢？
科学革命、李约瑟与中国的现代化 刘钝 http://www.ihns.ac.cn/members/liu/doc/culture/06071la.htmftl 本文为《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一书前言 近代科学自萌芽之初就对人类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塑形作用,首先是在其诞生之地的西 方,其后逐渐扩散到整个有人类活动的世界——可以说,这一扩散过程至今仍在延续。按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科学所以具有这种作用,是因为它可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进 而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因此科学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力量 从14世纪到17世纪末的三百多年里,西方世界连续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科学 革命这些极大地影响了文明进程的事件。与此相应,西方文化随之发生近代意义上的转型 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呈现质的变化一一基督教开始趋向世俗化和平民化,对天启与权威的 信仰转为对人道和理性的崇尚,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将中世纪的阴霾一扫而空, 并为主导人类经济形态的物质生产由农业转变为工业奠定了基础。 在以上提到的三个伟大事件中,科学革命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对此,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曾有过这样的论断:“科学革命……使基督教兴起以 来的一切事物相形见绌,它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降格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的内 部更迭”;“当科学运动发生时,其它变化也在社会中出现,也就是,其它因素将同科学运动 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这个我们所称谓的现代世界。……这样一种性质的西方文明 是 一个能够砍掉整个古希腊一罗马传统,与基督教本身决裂的文明。”(巴特菲尔德著,张丽萍 等译,《近代科学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166、168页) 由于这样的原因,完成于17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议 题,在巴特菲尔德以前就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而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将以往人 们对科学革命的叙事性论述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下的精致分析,库恩的理论不但成为科学 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这些学科中的核心内容,而且对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也发生了影响。 但是,关于科学革命的研究并没有到此停步。库恩以降,有关科学革命理论的新观点、新视 角和新题材层出不穷,至今方兴未艾。究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库恩的模式是在特定时 期特定环境下特定知识领域中所发生现象的归纳结果: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知识的深化与人 类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内涵与科学革命的形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比较一下16、17世纪发 生在行星天文学和经典物理学领域的革命,和20世纪由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 理学革命,我们就会发现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毋庸置疑,科学革命至今仍是 个有待深入发掘的思想宝库 在近代科学迈向现代科学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思想家们亦曾致力发展一个被我们称为 科学进步论”的学说,其要旨是:科学是一项不断进步的事业,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的持续 进步。举其代表者如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惠威尔的《归纳科学的历史》,乃至 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就都采用了上述基本立场:而这样一种对社会进步的论证方式,至 少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必然导致社会进步”的理 论在西方社会已获得广泛认同,读一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从那些有关战前维也纳文化 生活的素描,就能体会当时洋溢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普遍乐观情绪一一由于科学的进步和 财富的积累,一个公正、繁荣与和平的美丽新世界仿佛真的就要出现,至少出现在最先受到
――――――――――――――――――――――――― 科学革命、李约瑟与中国的现代化 刘 钝 http://www.ihns.ac.cn/members/liu/doc/culture/060711a.htm#_ftn1 本文为《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一书前言。 近代科学自萌芽之初就对人类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塑形作用，首先是在其诞生之地的西 方，其后逐渐扩散到整个有人类活动的世界——可以说，这一扩散过程至今仍在延续。按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科学所以具有这种作用，是因为它可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进 而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因此科学是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力量。 从 14 世纪到 17 世纪末的三百多年里，西方世界连续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科学 革命这些极大地影响了文明进程的事件。与此相应，西方文化随之发生近代意义上的转型， 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呈现质的变化――基督教开始趋向世俗化和平民化，对天启与权威的 信仰转为对人道和理性的崇尚，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将中世纪的阴霾一扫而空， 并为主导人类经济形态的物质生产由农业转变为工业奠定了基础。 在以上提到的三个伟大事件中，科学革命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对此，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曾有过这样的论断：“科学革命……使基督教兴起以 来的一切事物相形见绌，它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降格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的内 部更迭”；“当科学运动发生时，其它变化也在社会中出现，也就是，其它因素将同科学运动 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这个我们所称谓的现代世界。……这样一种性质的西方文明，……是 一个能够砍掉整个古希腊－罗马传统，与基督教本身决裂的文明。”（巴特菲尔德著，张丽萍 等译，《近代科学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 年，166、168 页） 由于这样的原因，完成于 17 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议 题，在巴特菲尔德以前就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而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将以往人 们对科学革命的叙事性论述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框架下的精致分析，库恩的理论不但成为科学 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这些学科中的核心内容，而且对许多人文社会学科也发生了影响。 但是，关于科学革命的研究并没有到此停步。库恩以降，有关科学革命理论的新观点、新视 角和新题材层出不穷，至今方兴未艾。究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库恩的模式是在特定时 期特定环境下特定知识领域中所发生现象的归纳结果；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知识的深化与人 类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内涵与科学革命的形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比较一下 16、17 世纪发 生在行星天文学和经典物理学领域的革命，和 20 世纪由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 理学革命，我们就会发现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毋庸置疑，科学革命至今仍是 一个有待深入发掘的思想宝库。 在近代科学迈向现代科学的历史进程中，西方的思想家们亦曾致力发展一个被我们称为 “科学进步论”的学说，其要旨是：科学是一项不断进步的事业，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的持续 进步。举其代表者如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惠威尔的《归纳科学的历史》，乃至 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就都采用了上述基本立场；而这样一种对社会进步的论证方式，至 少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科学必然导致社会进步”的理 论在西方社会已获得广泛认同，读一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从那些有关战前维也纳文化 生活的素描，就能体会当时洋溢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的普遍乐观情绪――由于科学的进步和 财富的积累，一个公正、繁荣与和平的美丽新世界仿佛真的就要出现，至少出现在最先受到
近代科学恩惠的欧洲人面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机器屠杀正好起源于欧洲这块土地。两次世界大 战的惨痛经历,使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深受其害而又曾经沉迷于“科学进步”论的欧洲知识 分子,开始全面反思文明和进步问题。人们不再盲目地相信科学进步必然导致社会进步。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开始浮现,它们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机器生 产的反思,与科学和技术发展所引出的环境、资源、伦理乃至种种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其前 卫的锋芒甚至直指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这一滥觞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思潮, 在1960年代末开始蔓延到二战最大的获利者和世界第一超级强国的美国。在文化强势场的 作用下,后现代思潮的幽灵不断向外辐射,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自然不能幸免。 后现代思潮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易于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幻觉:科学导致社会进步的观 点已经彻底破产了。固然,就一种曾经引领风骚的学术思潮而言,“科学进步”论已是明日 黄花。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西方发达国家,基于理性批判立场的新一轮知识推动 论,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重新崛起。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发起的2061行动 计划,就是这种社会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其目的在于通过教育系统的改革而使所有的美国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代表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也在致力于“科学与 创新”的同时,关注基于知识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新型的知识推动论中,科学与技术对社会 进步的意义仍然居于核心位置 如果说过去将社会进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和技术革新是有疑问的,那 么,后现代主义者们将现代生活中的一些负面结果归罪于科学,无疑是另一种更加片面的看 法。 就近代和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言,中国完全是一个后发国家,落后的原因则要追究到西方 近代科学诞生、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出现的时代,这也正是李约瑟博士企图通过他 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来加以考察的议题。事实上,“李约瑟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 了“中国科学”这一论域,其深刻内涵至今尚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它不单单是问近代科 学何以在中国缺席,而且涉及如何理解和看待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文化多样性、“科 学进步”论,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等一系列复杂的科学编史学问题。 李约瑟的历史哲学中包含着一些矛盾,它们是“李约瑟问题”的“原罪”。我斗胆使用 这一刺耳的词汇并不是要否定李约瑟工作的价值,相反,正是要通过揭示一些根本性的矛盾 来突显李约瑟那个著名历史问题的独特魅力。具体一点讲,李约瑟强调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文 明是平等的,但是他在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的时候却使用着西方参照系统 又,作为“科学进步”论的信徒,他坚信文明的演进必然有一个“百川归海”式的结果,另 一方面他又宣称文化多样性是社会繁荣的重要前提,那么是否存在不同于西方经历过的现代 化道路呢?还有,他坚信一种普世( oecumenical)理论,认为所有的文明只要演进到一定 程度,其中的人民就会感悟到造物主的智慧,从而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科学与技术:问题是, 如果我们承认所有民族在认知本能上具有一致性,如同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研究中揭示的那种 深层同构一样,那将如何解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呢?反过来,如果多样性是文化中更本质的 东西,又何必参照某一标准问“ why not”那样的问题呢?这些深刻的矛盾都隐涵在“李约 瑟问题”里面。 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并如同历史上的意 大利、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 2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从整体结构上看,国家目前的工业体系仍远未摆脱低劳动成 本、高能源消耗和深度环境破坏的特征;也就是说,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许多 方面将不得不面临西方工业化早期遭遇过的那些社会与环境问题。此外,我们还应该清醒地 认识,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新技术的主要源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中国通向这些发达国
近代科学恩惠的欧洲人面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机器屠杀正好起源于欧洲这块土地。两次世界大 战的惨痛经历，使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深受其害而又曾经沉迷于“科学进步”论的欧洲知识 分子，开始全面反思文明和进步问题。人们不再盲目地相信科学进步必然导致社会进步。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开始浮现，它们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机器生 产的反思，与科学和技术发展所引出的环境、资源、伦理乃至种种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其前 卫的锋芒甚至直指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这一滥觞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思潮， 在 1960 年代末开始蔓延到二战最大的获利者和世界第一超级强国的美国。在文化强势场的 作用下，后现代思潮的幽灵不断向外辐射，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自然不能幸免。 后现代思潮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易于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幻觉：科学导致社会进步的观 点已经彻底破产了。固然，就一种曾经引领风骚的学术思潮而言，“科学进步”论已是明日 黄花。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西方发达国家，基于理性批判立场的新一轮知识推动 论，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重新崛起。由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发起的 2061 行动 计划，就是这种社会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其目的在于通过教育系统的改革而使所有的美国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代表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也在致力于“科学与 创新”的同时，关注基于知识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新型的知识推动论中，科学与技术对社会 进步的意义仍然居于核心位置。 如果说过去将社会进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和技术革新是有疑问的，那 么，后现代主义者们将现代生活中的一些负面结果归罪于科学，无疑是另一种更加片面的看 法。 就近代和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言，中国完全是一个后发国家，落后的原因则要追究到西方 近代科学诞生、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出现的时代，这也正是李约瑟博士企图通过他 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来加以考察的议题。事实上，“李约瑟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 了“中国科学”这一论域，其深刻内涵至今尚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它不单单是问近代科 学何以在中国缺席，而且涉及如何理解和看待科学革命、现代化的途径、文化多样性、“科 学进步”论，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等一系列复杂的科学编史学问题。 李约瑟的历史哲学中包含着一些矛盾，它们是“李约瑟问题”的“原罪”。我斗胆使用 这一刺耳的词汇并不是要否定李约瑟工作的价值，相反，正是要通过揭示一些根本性的矛盾 来突显李约瑟那个著名历史问题的独特魅力。具体一点讲，李约瑟强调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文 明是平等的，但是他在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的时候却使用着西方参照系统。 又，作为“科学进步”论的信徒，他坚信文明的演进必然有一个“百川归海”式的结果，另 一方面他又宣称文化多样性是社会繁荣的重要前提，那么是否存在不同于西方经历过的现代 化道路呢？还有，他坚信一种普世（oecumenical）理论，认为所有的文明只要演进到一定 程度，其中的人民就会感悟到造物主的智慧，从而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科学与技术；问题是， 如果我们承认所有民族在认知本能上具有一致性，如同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研究中揭示的那种 深层同构一样，那将如何解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呢？反过来，如果多样性是文化中更本质的 东西，又何必参照某一标准问“why not”那样的问题呢？这些深刻的矛盾都隐涵在“李约 瑟问题”里面。 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出现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并如同历史上的意 大利、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 20 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从整体结构上看，国家目前的工业体系仍远未摆脱低劳动成 本、高能源消耗和深度环境破坏的特征；也就是说，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许多 方面将不得不面临西方工业化早期遭遇过的那些社会与环境问题。此外，我们还应该清醒地 认识，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新技术的主要源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中国通向这些发达国
家获得高新尖端技术的路径十分有限,因此探索“中国道路”绝不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纸上 谈兵 重新思考科学革命与世界近代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科学被资本积累和殖 民扩张的力量所利用,随着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运转,世界近代史就呈现出扩张与反扩张 剥削与反剥削、侵略与反侵略的基本张力;与此同时,科学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则使更多的地 区和人民受惠,而一切形式的非西方文明也被迫启动其现代化进程。今天,在全球化大潮已 经涌现在我们眼前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重新严肃地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主 题,以自己的方式探索顺应全球化趋势的现代化社会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往的科学史研究就显得过于专注科学知识系统的发生、发展,而对 科学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与文化氛围中经历的过程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说得具体些,在 我国,系统的国别史形式的科学社会史、科学文化史至今仍十分少见,然而正是这样一些研 究,以及同科学革命有关的议题,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思考并回答“中国如何走自己道路” 的问题。 《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的编辑与出版,只能说是一种尝试。文集有选择地编辑和译介 了一些重要论文,涉及科学中心的转移、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不同国家的科学发 展乃至现代化问题。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理解科学革命发生的复杂背 景与机制,理解哥白尼一牛顿以降的科学发展进程,以及科学革命对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乃至 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进而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视角下考虑中国科学与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袁江洋、方在庆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李约瑟难题”:研究与反思 刘钝王扬宗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24日第24版时题为:回归学术轨道的“李约 瑟南难题”研究,这里用作者的原题。)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演变及其历史背景 英国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撰著多卷本的《中 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SCC)著称于世。长期以 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20余年来,求解“李约瑟 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船高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既见之于严肃的学术刊物,也频频 出现在流行的大众读物上。据一项初步统计,从1980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 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 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 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不管后人怎样看待李约瑟的研究,他的工作都是20世纪的一座学术丰碑;不管对“李约瑟 难题”如何挑剔和解构,它在科学史编史学上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知谚 界对李约瑟及其著名问题的巨大热情,同我们对中外古今相关文献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反 差。这正是促使我们将涉及“李约瑟难题”的若干基本文献整理或翻译出来,并以文集的形 式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家获得高新尖端技术的路径十分有限，因此探索“中国道路”绝不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纸上 谈兵。 重新思考科学革命与世界近代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科学被资本积累和殖 民扩张的力量所利用，随着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运转，世界近代史就呈现出扩张与反扩张、 剥削与反剥削、侵略与反侵略的基本张力；与此同时，科学知识与技术的传播则使更多的地 区和人民受惠，而一切形式的非西方文明也被迫启动其现代化进程。今天，在全球化大潮已 经涌现在我们眼前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重新严肃地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主 题，以自己的方式探索顺应全球化趋势的现代化社会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往的科学史研究就显得过于专注科学知识系统的发生、发展，而对 科学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与文化氛围中经历的过程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说得具体些，在 我国，系统的国别史形式的科学社会史、科学文化史至今仍十分少见，然而正是这样一些研 究，以及同科学革命有关的议题，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思考并回答“中国如何走自己道路” 的问题。 《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的编辑与出版，只能说是一种尝试。文集有选择地编辑和译介 了一些重要论文，涉及科学中心的转移、16－17 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不同国家的科学发 展乃至现代化问题。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理解科学革命发生的复杂背 景与机制，理解哥白尼－牛顿以降的科学发展进程，以及科学革命对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乃至 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进而在宏大的历史文化视角下考虑中国科学与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科学革命与中国道路》，袁江洋、方在庆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 李约瑟难题”：研究与反思 刘 钝 王扬宗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2 年 4 月 24 日第 24 版时题为：回归学术轨道的“李约 瑟南难题”研究，这里用作者的原题。）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演变及其历史背景 英国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撰著多卷本的《中 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 SCC）著称于世。长期以 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 20 余年来，求解“李约瑟 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船高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既见之于严肃的学术刊物，也频频 出现在流行的大众读物上。据一项初步统计，从 1980 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 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 260 余篇，出版著作达 30 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 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 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不管后人怎样看待李约瑟的研究，他的工作都是 20 世纪的一座学术丰碑；不管对“李约瑟 难题”如何挑剔和解构，它在科学史编史学上的地位已不容置疑。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知识 界对李约瑟及其著名问题的巨大热情，同我们对中外古今相关文献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反 差。这正是促使我们将涉及“李约瑟难题”的若干基本文献整理或翻译出来，并以文集的形 式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 Needham problem,或 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 谜”( 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 Needham 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 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 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 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有证据表明,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末,当李约瑟开始认真地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时就产 生了类似的思想;1942年来华以后,通过同大批中国一流学者的接触和相互启发,这一思 想开始变得更加清晰。20世纪的50-60年代,李约瑟在不同的著作中和不同的场合,反复 强调了这一历史问题的重要意义。但是直到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才明确提 出“李约瑟难题”这一说法;再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 质疑辨难,“李约瑟难题”一说遂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入中国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 索。这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也使人们在试图回答这个历史问题时常常与出于现实 考虑的种种因素纠缠在一起 中国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在最近的100多年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相当 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曾被西方人视为不开化的国家,更不用说有科学文明。清末的中国人, 虽然也有人不服气,对萌发于明末的西方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西学中源”之说加以极大 的发挥:但是到了20世纪之初,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大潮之中,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已被当 时主流的科学家所完全遗忘,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无科学”之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 来,特别是在最近的50余年,包括李约瑟在内的海内外中国科技史专家揭示了中国科学技 术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不仅改变了西方人过去的片面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当代中国 人作为东方古老文明传承者的自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今日己作为昭示人 类文明多样性的一个样板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因此李约瑟的贡献无论如何也不应低估 同时,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仍然相当落后,这也是100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 实问题。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有识之士始终将科学技术置于 重要的位置。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 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20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上一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 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在探讨中国科学技术的历 史发展的时候,不免带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从而使我们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被赋予 种特殊的含义 这样虽然能够促进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有时也不免将一些非学术的因素掺杂到讨论中来。至 于无所依傍,信口开河,在学术事业尚欠发达,学术规范尚不健全的今日,也是司空见惯 勿需深论。所以,当准备编选一本“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文集时,编者的立意 并不是想为已很热烈的求解难题之风添柴助势,而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为读者提供尽 量多的基本学术信息和新的研究成果,因此选编的重点放在了反映国外学者的代表性研究以 及我国学者的一些早期论述上。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学术回顾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 或 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 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 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6 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 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 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有证据表明，早在上一世纪 30 年代末，当李约瑟开始认真地思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时就产 生了类似的思想；1942 年来华以后，通过同大批中国一流学者的接触和相互启发，这一思 想开始变得更加清晰。20 世纪的 50－60 年代，李约瑟在不同的著作中和不同的场合，反复 强调了这一历史问题的重要意义。但是直到 1976 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才明确提 出“李约瑟难题”这一说法；再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 质疑辨难，“李约瑟难题”一说遂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入中国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 索。这虽然增强了问题的现实意义，却也使人们在试图回答这个历史问题时常常与出于现实 考虑的种种因素纠缠在一起。 中国悠久的科学文化传统，在最近的 100 多年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相当 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曾被西方人视为不开化的国家，更不用说有科学文明。清末的中国人， 虽然也有人不服气，对萌发于明末的西方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西学中源”之说加以极大 的发挥；但是到了 20 世纪之初，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大潮之中，中国古老的科学传统已被当 时主流的科学家所完全遗忘，于是出现了所谓“中国无科学”之论。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 来，特别是在最近的 50 余年，包括李约瑟在内的海内外中国科技史专家揭示了中国科学技 术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不仅改变了西方人过去的片面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当代中国 人作为东方古老文明传承者的自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技术今日已作为昭示人 类文明多样性的一个样板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因此李约瑟的贡献无论如何也不应低估。 同时，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仍然相当落后，这也是 100 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 实问题。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有识之士始终将科学技术置于 重要的位置。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 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 20 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上一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 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在探讨中国科学技术的历 史发展的时候，不免带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从而使我们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被赋予 一种特殊的含义。 这样虽然能够促进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有时也不免将一些非学术的因素掺杂到讨论中来。至 于无所依傍，信口开河，在学术事业尚欠发达，学术规范尚不健全的今日，也是司空见惯， 勿需深论。所以，当准备编选一本“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文集时，编者的立意 并不是想为已很热烈的求解难题之风添柴助势，而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为读者提供尽 量多的基本学术信息和新的研究成果，因此选编的重点放在了反映国外学者的代表性研究以 及我国学者的一些早期论述上。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学术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