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真话的教育徐永恒关心中国教育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二十年前的邓公小平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出在教育上。至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教育。中国的问题在教育，那教育的问题在哪里呢？有人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在官本位、行政化。校长都有行政级别，连带下来，部长、处长、科长，个个有官帽，而教授、教师、学生边缘化、工具化，学术成果、教学成果政绩化、报表化，甚至注水化、造假化。但是，当年蔡元培不当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转任北京大学校长，要说他不是官，没有级别，怎能令人信服？正是因为他在官场的巨大影响力，他能为北大创造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当不能这样时，他便惯然辞职。有人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在产业化、商业化。大学扩招，新大楼、新校区美轮美免，教学质量则每况愈下：中小学名校扩招，择校费涨了又涨，更与房地产商联手，打造价格令人咂舌的学区楼盘、教育小区，教育的均衡化写在纸上，实际盛行的却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化。其实，随着国民经济的起步，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和开发必然提上日程，教育的规模必然要扩大，教育的结构必然要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比如，现代大学自欧洲兴起，开始只有神学院后来发展到文学院、理学院，大学到了美国，为了适应新大陆的开发和美国后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这些一度被欧洲人之以算的粗俗学科。但是，美国正是因为把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才开创出现代大学发展的新阶段。只不过，我们的教育，在产业化上做的只是规模扩大的表面文章，恨不得学生都变成流水线上的产品，类型化、批量化：教师都变成流水线旁的工人，机械地为产品拧紧同一个部位的螺丝，高速度地从这端输送到那端，然后义周而复始开始生产第二批，把学校变成一台印钞机。但是，除了这两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在于教育的内容出了问题，即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教材中写什么，离教育应有的宗旨和自标偏离太远，甚至偏离得越来越远。有人说，我们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过程中，渗透了太多的毒素。事实确实如此。毒素之一，在于引导学生相信课本上写的都是真的，压制怀疑和探究。中国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被要求迷信课本，迷信老师，迷信答案。从小学到中学，日积月累，孩子们的思维被课本上的说法、被老师的判卷、被标准答案所固化，不仅出不了所请拨尖创新人才，甚至会越学越糊涂，连常识都忘记。一位赴美留学的中学生，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满分，一直为国内给他的“优质教育”洋洋得意。一次，老师问他：“水的沸点是多少？”“100℃。”他肯定地回答，心想这才小儿科了吧。老师反过来问：“你有什么依据？拿试验结果给我看。”于是，他开始做试验，兴致勃勃地烧水，测温度。然而结果让他泄气，不管是因为气压还是水的纯度问题，测出来的沸点的确不是100℃。老师意味深长地对他一笑：“呵呵，不是100℃哦！一下子击毁了他十儿年来的固化思维。其实，任何科学的结论，都有它的前提；任何目前我们奉为真理的理论，都有被证明为谬误的可能。这些科学的常识、教育的常识，在我们的教育中为什么提得那样少？是怕催生了人类心中天然存在的怀疑的种子吗？然而，压住了怀疑的种子，也就压住了好奇的种子、思考的种子、探索的种子，还谈什么创新型人才、学习型社会、科教兴国、中国创造呢！为什么不能像国外的一些教材那样，在小学课本的第一册，就老老实实地写上，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知识，只是人们到目前为止对这些事物获得的看法，今后，可能会有新的证据证明这些知识、这些看法是错误的，而证明这些知识是否有错误、能否发现新的知识正是我们学习的目的和过程？显然，中国的孩子“太信了”，不仅导致他们的怀疑和创新精神弱于自己的世
不说真话的教育 徐永恒 关心中国教育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二十年前的邓公小平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出在教育 上。至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教育。 中国的问题在教育，那教育的问题在哪里呢？ 有人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在官本位、行政化。校长都有行政级别，连带下来，部长、处长、 科长，个个有官帽，而教授、教师、学生边缘化、工具化，学术成果、教学成果政绩化、报 表化，甚至注水化、造假化。但是，当年蔡元培不当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转任北京大学校长， 要说他不是官，没有级别，怎能令人信服？正是因为他在官场的巨大影响力，他能为北大创 造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当不能这样时，他便愤然辞职。 有人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在产业化、商业化。大学扩招，新大楼、新校区美轮美奂，教学 质量则每况愈下；中小学名校扩招，择校费涨了又涨，更与房地产商联手，打造价格令人咂 舌的学区楼盘、教育小区，教育的均衡化写在纸上，实际盛行的却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化。 其实，随着国民经济的起步，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和开发必然提上日程，教育的规模必然要扩 大，教育的结构必然要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比如，现代大学自欧洲兴起，开始只有神学院， 后来发展到文学院、理学院，大学到了美国，为了适应新大陆的开发和美国后起的资本主义 的发展，出现了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这些一度被欧洲人嗤之以鼻的粗俗学科。但是，美 国正是因为把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才开创出现代大学发展的新阶段。只不过，我们 的教育，在产业化上做的只是规模扩大的表面文章，恨不得学生都变成流水线上的产品，类 型化、批量化；教师都变成流水线旁的工人，机械地为产品拧紧同一个部位的螺丝，高速度 地从这端输送到那端，然后又周而复始开始生产第二批，把学校变成一台印钞机。 但是，除了这两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在于教育的内容 出了问题，即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教材中写什么，离教育应有的宗旨和目标偏离太远， 甚至偏离得越来越远。有人说，我们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过程中，渗透了太多的毒素。事实 确实如此。 毒素之一，在于引导学生相信课本上写的都是真的，压制怀疑和探究。中国学生从小学 开始，就被要求迷信课本，迷信老师，迷信答案。从小学到中学，日积月累，孩子们的思维 被课本上的说法、被老师的判卷、被标准答案所固化，不仅出不了所谓拔尖创新人才，甚至 会越学越糊涂，连常识都忘记。一位赴美留学的中学生，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满分，一直为国 内给他的“优质教育”洋洋得意。一次，老师问他：“水的沸点是多少？”“100℃。”他肯定 地回答，心想这才小儿科了吧。老师反过来问：“你有什么依据？拿试验结果给我看。”于是， 他开始做试验，兴致勃勃地烧水，测温度。然而结果让他泄气，不管是因为气压还是水的纯 度问题，测出来的沸点的确不是 100℃。老师意味深长地对他一笑：“呵呵，不是 100℃哦！” 一下子击毁了他十几年来的固化思维。 其实，任何科学的结论，都有它的前提；任何目前我们奉为真理的理论，都有被证明为 谬误的可能。这些科学的常识、教育的常识，在我们的教育中为什么提得那样少？是怕催生 了人类心中天然存在的怀疑的种子吗？然而，压住了怀疑的种子，也就压住了好奇的种子、 思考的种子、探索的种子，还谈什么创新型人才、学习型社会、科教兴国、中国创造呢！为 什么不能像国外的一些教材那样，在小学课本的第一册，就老老实实地写上，我们现在所学 习的知识，只是人们到目前为止对这些事物获得的看法，今后，可能会有新的证据证明这些 知识、这些看法是错误的，而证明这些知识是否有错误、能否发现新的知识正是我们学习的 目的和过程？显然，中国的孩子“太信了”，不仅导致他们的怀疑和创新精神弱于自己的世
界同龄人，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已影响到独立人格的确立。毒素之二，在于成心编造谎言，欺骗孩童幼小的心灵。一位名叫何易的赴美留学生，一次问自己的美国同学：“你们听说过爱迪生七岁时救妈妈的故事吗？”“What（什么）！”美国孩子纷纷瞪大了眼晴，发出夸张的惊叹。“哦，亲爱的，这跟鳄鱼会跳舞有什么区别！”美国孩子耸耸肩，摊开双手，表示对这个问题极不可思议。而在何易读过的人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材中，确实有一篇名为《爱迪生救妈妈》的课文，课文内容是：爱迪生的妈妈得了急性阑尾炎。医生苦于房内只有几盏油灯，无法进行手术。刚满七岁的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让医生在明亮的反光下，为妈妈成功进行了手术。它附带提示孩子们：所有有成就的伟人，都有着美好的品德。何易不死心，继续向几位从事相关研究的教授发出邮件，教授们纷纷回复：“此事无从考证。”他又去学校图书馆查阅《爱迪生传》，仍旧没有“救妈妈”的记录。继续调查，何易发现，医学史上对于阑尾炎手术的最早论述是在1886年，而爱迪生生于1847年。也就是说，爱迪生七岁时，不会有阑尾炎手术的说法。何易还咨询了自已的父亲，一位有着二十多年行医经验的外科医生。何父的说法是，油灯反射属于“有影灯”，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行阑尾炎手术。让何易痛惜的是，为什么这个谎言让他相信了将近二十年？如果不是自已鬼使神差产生了一点“求真”的念头，那不是要被蒙蔽一辈子吗？（参阅2009年09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教师称小学语文课本需手术虚假编派害孩子》http://edu.people.com.cn/GB/8216/10144940.html)而在我们的课本中，类似《爱迪生救妈妈》这样的通过编造谎言、虚构故事来说教的课文还有太多太多。而且这样的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语文课本中，也不仅仅存在于小学启蒙阶段。更常见的问题则是，用格式化的判断来限制孩子的想象，用标准化的模式来固化孩子的思维。浙江省绍兴市稽山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蔡朝阳，曾经剖析过人教版一年级上册第14课课文《自己去吧》，那是一个故事。故事里，一只小鸭想学游泳，鸭妈妈说：“小溪的水不深，自己去游吧！”过了几天，小鸭学会了游泳。一只小鹰想学飞翔，鹰妈妈说：“山那边风景很美，自己去看吧。”过了几天，小鹰学会了飞翔。…………．“小鸭和小鹰是从石缝里蹦出来的吗？“过了几天”这个表达，真是“点金成石”！”蔡朝阳说。蔡质疑，在小鸭和小鹰最终成功之前，“过了几天”这一过程中，它们必定付出了种种努力。蔡有一个刚满四岁的儿子，年轻的父亲曾目儿子满珊学步的情景，“那是一段充满挫折的冒险，更是一个充满发现的美好过程。”课文里的轻描淡写让他难以忍受，“用成人化的视角，抹杀了小鸭与小鹰的努力过程，告诉孩子只要“过了几天，什么都能学会。哪有这样的事！”蔡朝阳强调：“我们要教给孩子的，不是这些痴呆的课文，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懂得他们自己的成长过程。”（参阅材料同上）但是，我们今天的课本上、教学中，是在让孩子们怀疑、思考、实验、求证吗？是在让孩子们探索世界的奥秘、社会的运行、自己的成长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驱除教育中的毒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但是，简单的做法，我们却不一定做得到，那就是课本上写真话，教师在课堂上讲真话，学生在回答提问、做作业、写作文时也敢说真话。所谓真话，就是有依据的话，讲道理的话，可以探讨的话，可能被证明为是错话的话。有好的教材，就是讲真话的教材，让孩子一卷在手，可以代替老师：有好的老师，就是讲真话的老师，不需要教材，也能教出有灵性的学生。当年的西南联大颠沛流离，镶转西迁教材图书散失，为防止敌机轰炸，甚至把实验仪器深埋于地下，可联大的老师们就是在这种没有统编教材，甚至一开始没有教材的情况下一一当然，这不等于说联大的老师们就不编教材，事实上，许多教授一边教学，一边编写教材，因此教材编写的过程也是与师生教学相长
界同龄人，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已影响到独立人格的确立。 毒素之二，在于成心编造谎言，欺骗孩童幼小的心灵。一位名叫何易的赴美留学生，一 次问自己的美国同学：“你们听说过爱迪生七岁时救妈妈的故事吗？”“What（什么）！”美 国孩子纷纷瞪大了眼睛，发出夸张的惊叹。“哦，亲爱的，这跟鳄鱼会跳舞有什么区别！”美 国孩子耸耸肩，摊开双手，表示对这个问题极不可思议。而在何易读过的人教版小学二年级 语文教材中，确实有一篇名为《爱迪生救妈妈》的课文，课文内容是：爱迪生的妈妈得了急 性阑尾炎。医生苦于房内只有几盏油灯，无法进行手术。刚满七岁的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 光原理，让医生在明亮的反光下，为妈妈成功进行了手术。它附带提示孩子们：所有有成就 的伟人，都有着美好的品德。 何易不死心，继续向几位从事相关研究的教授发出邮件，教授们纷纷回复：“此事无从 考证。”他又去学校图书馆查阅《爱迪生传》，仍旧没有“救妈妈”的记录。继续调查，何易 发现，医学史上对于阑尾炎手术的最早论述是在 1886 年，而爱迪生生于 1847 年。也就是 说，爱迪生七岁时，不会有阑尾炎手术的说法。何易还咨询了自己的父亲，一位有着二十多 年行医经验的外科医生。何父的说法是，油灯反射属于“有影灯”，这样的条件根本无法进 行阑尾炎手术。 让何易痛惜的是，为什么这个谎言让他相信了将近二十年？如果不是自己鬼使神差产生 了一点“求真”的念头，那不是要被蒙蔽一辈子吗？（参阅 2009 年 09 月 30 日《中国青年 报 》 报 道 ：《 教 师 称 小 学 语 文 课 本 需 手 术 虚 假 编 派 害 孩 子 》 http://edu.people.com.cn/GB/8216/10144940.html） 而在我们的课本中，类似《爱迪生救妈妈》这样的通过编造谎言、虚构故事来说教的课 文还有太多太多。而且这样的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语文课本中，也不仅仅存在于小学启蒙阶 段。更常见的问题则是，用格式化的判断来限制孩子的想象，用标准化的模式来固化孩子的 思维。浙江省绍兴市稽山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蔡朝阳，曾经剖析过人教版一年级上册第 14 课课文《自己去吧》，那是一个故事。故事里，一只小鸭想学游泳，鸭妈妈说：“小溪的水不 深，自己去游吧！”过了几天，小鸭学会了游泳。一只小鹰想学飞翔，鹰妈妈说：“山那边风 景很美，自己去看吧。”过了几天，小鹰学会了飞翔。.“小鸭和小鹰是从石缝里蹦出来 的吗？‘过了几天’这个表达，真是‘点金成石’！”蔡朝阳说。蔡质疑，在小鸭和小鹰最终 成功之前，“过了几天”这一过程中，它们必定付出了种种努力。蔡有一个刚满四岁的儿子， 年轻的父亲曾目睹儿子蹒跚学步的情景，“那是一段充满挫折的冒险，更是一个充满发现的 美好过程。”课文里的轻描淡写让他难以忍受，“用成人化的视角，抹杀了小鸭与小鹰的努力 过程，告诉孩子只要‘过了几天’，什么都能学会。哪有这样的事！” 蔡朝阳强调：“我们要 教给孩子的，不是这些痴呆的课文，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懂得他们自己的成长过程。”（参阅 材料同上） 但是，我们今天的课本上、教学中，是在让孩子们怀疑、思考、实验、求证吗？是在让 孩子们探索世界的奥秘、社会的运行、自己的成长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实，驱除教育中的毒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但是，简单的做法，我们却 不一定做得到，那就是课本上写真话，教师在课堂上讲真话，学生在回答提问、做作业、写 作文时也敢说真话。所谓真话，就是有依据的话，讲道理的话，可以探讨的话，可能被证明 为是错话的话。 有好的教材，就是讲真话的教材，让孩子一卷在手，可以代替老师；有好的老师，就是 讲真话的老师，不需要教材，也能教出有灵性的学生。当年的西南联大颠沛流离，辗转西迁， 教材图书散失，为防止敌机轰炸，甚至把实验仪器深埋于地下，可联大的老师们就是在这种 没有统编教材，甚至一开始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当然，这不等于说联大的老师们就不编教 材，事实上，许多教授一边教学，一边编写教材，因此教材编写的过程也是与师生教学相长
的过程一一教出了那么多院士级的科学家和泰斗级的文化名人。相比之下，我们耗时无数、挥金无数、费纸无数的大、中、小学统编教材工程不是把力气使反了么？2010年4月24日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的中国问题？2014年01月06日15:01:08来源：光明日报分享到：56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小学语文课本资料图片主讲人：葛剑雄时间：2013年10月27日地点：齐鲁大讲坛今天我讲的题自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单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教育的中国问题”，就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有关教育的各种问题。“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教育再好，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中国现在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在全国各地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素质教育行不通。一方面减负讲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但是负减得了吗？2009年，上海参加了每三年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PISA），结果排名全球第一，引起了很多国家的震惊。2012年第二次的测试结果出来，上海又是第一名。如果说第一次测试有一定的偶然性，第二次总不能再说是偶然的吧！这个测试不是上海自己搞的，是国际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做的，而且测试的对象是随机抽样，包括最差的学校，是一个全面的测试。测试的标准是公开的，至今没有听到多少批评。我们一直在赞扬人家的教育怎么好，但奥巴马在美国说中国的教育搞得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为什么我们培养的人在国内发挥不了作用，但到了国外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杨振宁、李政道在西南联大读本科，在美国读研究生和从事研究，得诺贝尔奖主要归功于在美国受的教育。同样在西南联大打好了基础，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并继续从事研究的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突破呢？这也要问大学吗？我不是为大学推卸责
的过程——教出了那么多院士级的科学家和泰斗级的文化名人。相比之下，我们耗时无数、 挥金无数、费纸无数的大、中、小学统编教材工程不是把力气使反了么？ 2010 年 4 月 24 日 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的中国问题？ 2014 年 01 月 06 日 15:01:08 来源：光明日报 分享到： 56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政 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小学语文课本 资料图片 主讲人：葛剑雄 时间：2013 年 10 月 27 日 地点：齐鲁大讲坛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 国的教育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单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教育的中国问题”，就不单 纯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有关教育的各种问题。 “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 教育再好，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 要仅仅问大学 中国现在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在全国各地媒体和我们日常言谈中，教育是最容 易受到批评的。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觉得 素质教育行不通。一方面减负讲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但是负减得了吗？ 2009 年，上海参加了每三年一次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PISA），结果排名全球第一， 引起了很多国家的震惊。2012 年第二次的测试结果出来，上海又是第一名。如果说第一次 测试有一定的偶然性，第二次总不能再说是偶然的吧！这个测试不是上海自己搞的，是国际 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做的，而且测试的对象是随机抽样，包括最差的学校，是一个全面的测试。 测试的标准是公开的，至今没有听到多少批评。我们一直在赞扬人家的教育怎么好，但奥巴 马在美国说中国的教育搞得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为什么我们培养的人在国内发 挥不了作用，但到了国外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杨振宁、李政道在西南联大读本科，在美国读研究生和从事研究，得诺贝尔奖主要归功 于在美国受的教育。同样在西南联大打好了基础，留在国内读研究生并继续从事研究的人为 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突破呢？这也要问大学吗？我不是为大学推卸责
任，但说明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大学里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我想钱学森本人心里也很明白。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但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具体地肯定他在交大受的教育与他所取得成就的关系。他很幸运，当初中美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可以进入美国最尖端的军用部门。不管他是否加入了或者加入过美国国籍，却享受着美国的国民待遇。如果是在19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或者中美对抗的时代，他能有这样的机会吗？根本不可能。钱学森回国之后，国家也为他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保证。与钱学森差不多同时回国的科学家中，有的同样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两弹一箭功臣”。但也有人受到迫害打击。还有像邓稼先，才华不在杨振宁、李政道之下，起点也不低，为国家的贡献足以与钱学森相提并论，却因保密需要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又没有能像钱学森那样安享天年。可见教育再好，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社会应该为青年创造上大学以外的出路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孩子和家长都将上大学、上名校为唯一目标，尽管一些人明知自己不具备条件。不能怪他们自不量力，造成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的根本原因是残酷的社会现实一一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有人说现在高考是“一考定终身”，要多考几次才公平。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早已实行多次考试，可以不断地考下去，但是好不好呢？也不好，照样一大堆意见。有没有好好做过一个调查，比如说每年高考究竞多少人是正常发挥的、多少人是发挥失常的？考试的结果究竞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考生的实际情况？媒体报道的事例和大家听到的抱怨当然都是负面的，但是（发挥失常）在全国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考生中占多大的百分比呢？其实，考试设计得再好，再公正，总会有人因为考得不理想而认为试卷出得不好，永远都会有人认为自已没有正常发挥。你让他考5次，他都会说没有正常发挥，为什么不能考第六次？任何制度都是有弊病，只能尽量减少弊病，却无法完全消灭。考试总是有局限性的，但适合绝大多数人。即使少数人发挥得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公平。增加考试次数，或者推行高中阶段的联考制度固然有利于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但在升学压力依然很大的情况下，只会将压力提前到高中阶段，或者分解到每次考试中。还加重了考试成本，不是由家长承担，就是多花教育经费。在目前，还必然增加考试作弊和全过程中发生舞弊的概率。我说过多次，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应试，但将应试能力与素质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为什么素质高的学生就不应该有很好的应试能力？难道素质高的学生都考不出好成绩才正常吗？人生不都在应试吗？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以至国家之间的竞争往往都是“一考”决定的，奥运会比赛时能因为“发挥不好”要求再来一次吗？其实，高考的“一考”是定不了终身的。少数人认为自已考得不理想，或者发挥得不好，或者的确还有差距，完全可以下一次再考。而且如果认为自已不适合上大学，或者一时考不上大学，为什么不能选择其他出路呢？如果社会本身是健全的，高考指挥棒你可以不听。如果你选择了不上大学，或者考不上就不再考，这根指挥棒就奈何你不得
任，但说明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大学里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 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我想钱学森本人心里也很明白。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 但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并没有什么具体地肯定他在交大受的教育与他所取得成就的关系。他 很幸运，当初中美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可以进入美国最尖端的军用部门。不管他是否加入了 或者加入过美国国籍，却享受着美国的国民待遇。如果是在 1950 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或者中 美对抗的时代，他能有这样的机会吗？根本不可能。钱学森回国之后，国家也为他创造了最 好的条件。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保证。与 钱学森差不多同时回国的科学家中，有的同样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两弹一箭功臣”。 但也有人受到迫害打击。还有像邓稼先，才华不在杨振宁、李政道之下，起点也不低，为国 家的贡献足以与钱学森相提并论，却因保密需要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又没有能像钱学森那样 安享天年。可见教育再好，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 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社会应该为青年创造上大学以外的出路 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孩子和家长都将上大学、上名校为唯一目标，尽管 一些人明知自己不具备条件。不能怪他们自不量力，造成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的根本原因是 残酷的社会现实——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用大家常说的一句 话，就是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 有人说现在高考是“一考定终身”，要多考几次才公平。 大学四六级英语考试早已实行多次考试，可以不断地考下去，但是好不好呢？也不好， 照样一大堆意见。有没有好好做过一个调查，比如说每年高考究竟多少人是正常发挥的、多 少人是发挥失常的？考试的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考生的实际情况？媒体报道的事 例和大家听到的抱怨当然都是负面的，但是（发挥失常）在全国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考生中占 多大的百分比呢？其实，考试设计得再好，再公正，总会有人因为考得不理想而认为试卷出 得不好，永远都会有人认为自己没有正常发挥。你让他考 5 次，他都会说没有正常发挥，为 什么不能考第六次？任何制度都是有弊病，只能尽量减少弊病，却无法完全消灭。考试总是 有局限性的，但适合绝大多数人。即使少数人发挥得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公平。增加考试次 数，或者推行高中阶段的联考制度固然有利于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但在升学压力依然很大 的情况下，只会将压力提前到高中阶段，或者分解到每次考试中。还加重了考试成本，不是 由家长承担，就是多花教育经费。在目前，还必然增加考试作弊和全过程中发生舞弊的概率。 我说过多次，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应试，但将应试能力与素质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为什么素 质高的学生就不应该有很好的应试能力？难道素质高的学生都考不出好成绩才正常吗？人 生不都在应试吗？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以至国家之间的竞争往往都是“一考”决定的，奥运 会比赛时能因为“发挥不好”要求再来一次吗？ 其实，高考的“一考”是定不了终身的。少数人认为自己考得不理想，或者发挥得不好， 或者的确还有差距，完全可以下一次再考。而且如果认为自己不适合上大学，或者一时考不 上大学，为什么不能选择其他出路呢？如果社会本身是健全的，高考指挥棒你可以不听。如 果你选择了不上大学，或者考不上就不再考，这根指挥棒就奈何你不得
要从高考的指挥棒中解脱出来，首先得靠学生本人和家长。比如有些学生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实际能力、职业目标出发，选择不上大学，或者先创业、先工作，或者在大学期间退学创业，有多少家长会支持？请问在座各位家长，如果你们的孩子这样做，你会支持吗？如果家长不将自已的意志强加给学生，对这一部分学生，指挥棒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更重要的，要靠社会，靠政府。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应该是40%。也就是说，到2020年，同龄青年中会有40%的人能够进入大学。如果剩下60%的青年没有出路，或者说与那40%上过大学的人以后的差异会很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是可以想象的。经济和教育都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德国也不是人人都上大学的，它们的毛入学率在50%左右，不会超过60%。就算达到60%，也还有40%的人上不了大学，为什么就没有高考的压力和恶性竞争？因为在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开始分流了，一部分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不上大学。剩下的人也不会都选常青藤大学或顶级的大学，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太理想、估计自己又拿不到奖学金的就选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学费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想进一步深造研究的会找实用型的大学；申请失败的学生也会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找机会。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孩子和家长都将上大学、上名校为唯一目标，尽管一些人明知自己不具备条件。不能怪他们自不量力，造成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的根本原因是残酷的社会现实一一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农村孩子只有上了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城里人，才能拥有城市户口或合法的居留证，才有可能有比较体面的职业，过比较舒适的生活。否则他永远只是农民工，即使在城里工作很多年，连他们在城市生的孩子也不能有城市户口，不能在城市参加高考，将来十之八九还是“农民工”。城里的孩子也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因为现在做什么都讲学历。就是在工厂企业，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一般当不了管理人员，侥幸当上了也得补一张文凭才能巩固。前年我们图书馆要招古籍修补人员，人事处说要本科毕业，我说要本科干什么，中专就可以了，后来我让步改招大专。修补古籍难道博士会修得最好吗？以前不少没有文化的人修补得也很好，并且能在工作过程中学到文化。当然有点文化更好，但何必一定要本科？现在没有大学文凭寸步难行。我们图书馆一个干得很好的小伙子，就因为只有同等学力的大学文凭而不能转正。这些年大学扩招，毛入学率增加很快，但矛盾却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招聘或录取研究生的条件也高了，就看是否名校，是否985、211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要拼其他条件，成绩积点、竞赛、实习、社团、证照，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关系，多多益善。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不惜从买学区房开始。我大胆地预测，如果这样的竞争不终止，下一步必定会出现胎教竞争，再下一步就是基因的竞争。高考改革得再好，办法再公正，不能增加毛入学率。到2020年，如果有60%～80%的青年参加高考，就算高考能挑选出40%最合适的考生，总还有20%～40%的人要淘汰。如果
要从高考的指挥棒中解脱出来，首先得靠学生本人和家长。比如有些学生从自己的兴趣 爱好、实际能力、职业目标出发，选择不上大学，或者先创业、先工作，或者在大学期间退 学创业，有多少家长会支持？请问在座各位家长，如果你们的孩子这样做，你会支持吗？如 果家长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对这一部分学生，指挥棒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更重要 的，要靠社会，靠政府。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20 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应该是 40%。也 就是说，到 2020 年，同龄青年中会有 40%的人能够进入大学。如果剩下 60%的青年没有出 路，或者说与那 40%上过大学的人以后的差异会很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是可以想象的。 经济和教育都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德国也不是人人都上大学的，它们的毛入学率在 50%左右， 不会超过 60%。就算达到 60%，也还有 40%的人上不了大学，为什么就没有高考的压力和恶 性竞争？因为在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开始分流了，一部分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兴趣和 职业目标选择不上大学。剩下的人也不会都选常青藤大学或顶级的大学，比如家庭经济条件 不太理想、估计自己又拿不到奖学金的就选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学费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 想进一步深造研究的会找实用型的大学；申请失败的学生也会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 找机会。 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孩子和家长都将上大学、上名校为唯一目标，尽管 一些人明知自己不具备条件。不能怪他们自不量力，造成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的根本原因是 残酷的社会现实——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用大家常说的一句 话，就是不上大学还有什么出路！ 农村孩子只有上了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城里人，才能拥有城市户口或合法的居留证，才有 可能有比较体面的职业，过比较舒适的生活。否则他永远只是农民工，即使在城里工作很多 年，连他们在城市生的孩子也不能有城市户口，不能在城市参加高考，将来十之八九还是“农 民工”。 城里的孩子也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因为现在做什么都讲学历。就是在工厂企业，没有大 学学历的人一般当不了管理人员，侥幸当上了也得补一张文凭才能巩固。前年我们图书馆要 招古籍修补人员，人事处说要本科毕业，我说要本科干什么，中专就可以了，后来我让步改 招大专。修补古籍难道博士会修得最好吗？以前不少没有文化的人修补得也很好，并且能在 工作过程中学到文化。当然有点文化更好，但何必一定要本科？现在没有大学文凭寸步难行。 我们图书馆一个干得很好的小伙子，就因为只有同等学力的大学文凭而不能转正。 这些年大学扩招，毛入学率增加很快，但矛盾却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招聘或录 取研究生的条件也高了，就看是否名校，是否 985、211 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 还要拼其他条件，成绩积点、竞赛、实习、社团、证照，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 关系，多多益善。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为了“不 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不惜从买学区房开始。我大胆地预测，如果这样的竞争不终止，下一 步必定会出现胎教竞争，再下一步就是基因的竞争。 高考改革得再好，办法再公正，不能增加毛入学率。到 2020 年，如果有 60%～80%的 青年参加高考，就算高考能挑选出 40%最合适的考生，总还有 20%～40%的人要淘汰。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