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sage12 一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人类文化才得以产生 和传承。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化，也不存在没有文化的语言。广义的文化包括语 言，同时文化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语言，使语言为了适应文化发展变化的需要而 变得更加精确和缜密。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例如，骆驼在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中 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阿拉伯语中目前还保留着几十个与骆驼有关的 词。 我国云南、两广有许多地名中有“峒”（或垌、洞)字。“峒”在壮侗语中是 “田场”的意思，即同一水源的一个小灌溉区。在同一灌溉区从事稻作的人同住 在一个峒里，形成一个单独的居民点，相当于汉语的“村”。“峒”字地名众多说 明这些省份自古以来稻作文化发达。 亲属称谓是语言反映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例如，在英语中的brother是“兄” 或“弟”，sister是“姐”或“妹”，汉语中没有一个字与brother或sister完全相 等。在我们的文化中严格区分“兄”与“弟”、“姐”与“妹”，因为“长幼有序”。 英语中uncle一词相当于汉语中的“伯父、叔父、舅父、姨夫、姑父”，aunt相 当于汉语中的“伯母、婶母、舅母、姨母、姑母”。这反映了汉族不仅注重长幼 顺序，而且对于是父系、母系或姻系亦十分重视。 赵元任(Y.R.Chao)在《中国人的各种称谓》一文中列举了114种亲属称 谓，每种又有正式称谓、直称及比较文气的称谓之分，例如，父亲的祖父在汉语 中的正式称谓是“曾祖”，直称时用“老爷爷”，书信中可能用“曾祖父”。我国 最早的辞书《尔雅》专门有一章解释称谓。在《尔雅》中对于儿、孙以下的称谓 作了详细的描述，孙之子称曾孙，曾孙之子称玄孙，玄孙之子称来孙，来孙之子 称为冕孙，舅孙之子称云孙。这反映了古人强烈的传宗接代的观念。我国家族按 血统远近区别亲疏，家族里又有内外嫡庶之别。“称母亲、姐妹或女儿方面的亲 戚为‘外亲'，其亲属称谓的前面大都加上‘外’。跟妻子有亲属关系的人，称谓 前加‘内’。妻子所生的子女为家庭的正支，或称嫡系；妾所生的子女为家庭的 旁支，或称庶系。”详见下表： 宗法制度下的称谓系统 按家庭派系分 按血统远近分 按性别系统分 旁 正 内 外 女 男 支 支 亲 系 嫡 嫡 内 内 外外外 舅姨姑伯婶舅姨姑伯婶 子母 子 令 弟孙甥公 母母母母母父父父父父 (子女称父亲的妾) 妾所生) 姨 (妾所生子女称父亲的妻子】 妻子所生的长子) 妻子弟兄的儿子) 妻子的弟弟) (女儿的儿女) (如妹的儿女) (母亲的父亲) 舅父子女 姑父子 女 叔父子女 姑 表 表 姨表姐妹 姨表兄弟 姑表姐妹 姑表兄弟
Passage12 一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人类文化才得以产生 和传承。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化，也不存在没有文化的语言。广义的文化包括语 言，同时文化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语言，使语言为了适应文化发展变化的需要而 变得更加精确和缜密。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例如，骆驼在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中 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阿拉伯语中目前还保留着几十个与骆驼有关的 词。 我国云南、两广有许多地名中有“峒”（或垌、洞）字。“峒”在壮侗语中是 “田场”的意思，即同一水源的一个小灌溉区。在同一灌溉区从事稻作的人同住 在一个峒里，形成一个单独的居民点，相当于汉语的“村”。“峒”字地名众多说 明这些省份自古以来稻作文化发达。 亲属称谓是语言反映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例如，在英语中的 brother 是“兄” 或“弟”，sister 是“姐”或“妹”，汉语中没有一个字与 brother 或 sister 完全相 等。在我们的文化中严格区分“兄”与“弟”、“姐”与“妹”，因为“长幼有序”。 英语中 uncle 一词相当于汉语中的“伯父、叔父、舅父、姨夫、姑父”，aunt 相 当于汉语中的“伯母、婶母、舅母、姨母、姑母”。这反映了汉族不仅注重长幼 顺序，而且对于是父系、母系或姻系亦十分重视。 赵元任（Y. R. Chao）在《中国人的各种称谓》一文中列举了 114 种亲属称 谓，每种又有正式称谓、直称及比较文气的称谓之分，例如，父亲的祖父在汉语 中的正式称谓是“曾祖”，直称时用“老爷爷”，书信中可能用“曾祖父”。我国 最早的辞书《尔雅》专门有一章解释称谓。在《尔雅》中对于儿、孙以下的称谓 作了详细的描述，孙之子称曾孙，曾孙之子称玄孙，玄孙之子称来孙，来孙之子 称为晜孙，晜孙之子称云孙。这反映了古人强烈的传宗接代的观念。我国家族按 血统远近区别亲疏，家族里又有内外嫡庶之别。“称母亲、姐妹或女儿方面的亲 戚为‘外亲’，其亲属称谓的前面大都加上‘外’。跟妻子有亲属关系的人，称谓 前加‘内’。妻子所生的子女为家庭的正支，或称嫡系；妾所生的子女为家庭的 旁支，或称庶系。”详见下表：
陈原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一书中作了这样的分析： “封建主义结构重视这些亲属特性，因此有严格区分亲属关系的称谓语词 一无论哪一方面的社会交际，都必须严格按照亲属称谓的规定；不论是 丧礼婚礼，承继遗产，以至一人犯罪，波及九族，都要按这个亲系树的等 级办理。”“亲属称谓的简化，意味着家族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不占那么重要 的地位：资本主义关系下的家庭，其构成和社会作用完全不同于封建主义 关系，在语言中也能找到反映。” 在我国个别地区的亲属称谓中，只有男性称谓，没有女性称谓，爸爸是爸， 妈妈也是爸，分别男女的办法只是在前面加“大”或“细”（即小），爸爸是大爸， 妈妈是细爸。哥哥叫哥哥，姐姐也叫哥哥，弟弟称老弟，妹妹也称老弟。叔叔是 细爷，阿姨也是细爷。这种女性称谓用男性代替的例子，除了湖南岳阳临湘一带， 其他地方也存在，只是不那么系统。这可能是古代父系社会的残余影响。 云南丽江地区宁蒗县永宁乡的纳西族方言的亲属称谓反映了这个地区纳西 族的家庭结构和婚姻制度。他们实行一种称作阿注婚姻的对偶婚姻制。其特点是 男女相识，彼此有意，互赠礼品就结成阿注关系。男子夜晚到女子家住宿，白天 回母家。男女双方都有一个主要的长期的阿注和几个次要的阿注。男女阿注并不 组成一个家庭。女阿注所生儿女留在女方家庭中，她的姐妹同时也尽抚养责任。 由于不是一夫一妻制，所以许多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与这种婚姻制度相 适应的有一些奇特的称谓。母亲的阿注、自己的生父和舅舅用一个词表示，母亲 和母亲的直系、旁系的姐妹也只用一个词表示，同样，自己的儿子和兄弟的所有 儿子在称谓上没有区别，这种称谓方法反映永宁纳西族母系社会的性质。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法与崇尚对称和谐的文化心理也大量反映在汉语词语 中。汉语中有许多由意义相反或相对立的词构成的成语，如：山高水长，同床异 梦，水深火热，小题大做，男盗女娼，花天酒地，因祸得福，眼高手低，无中生 有，得不偿失，公而忘私，新陈代谢，悲喜交集，赏罚分明，权衡利弊，明辨是 非，无足轻重，人心向背，自相矛盾等。 由于汉民族对于对称的偏爱，因此词汇中出现了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的趋 势。我们不喜欢说“桌”、“椅”、“石”、“木”，而习惯于说“桌子”、“椅子”、“石 头”、“木头”。现代汉语词汇中，双音节词约占百分之七十左右。汉语重视词语 结构排列的匀称性。“古代诗歌大量使用对仗，考究对仗工整，实际上受匀称性 规律所支配。汉语有音乐性，离不开匀称二字。四字语的语音段落一般是2+2， 语音上成双成对，平仄相间，念起来节奏匀称，十分上口。成语和早期的诗歌都 以四言为主，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古往今来对人物和诗文的评语往往也用四言。” 现代成语绝大部分是四字格，据统计约占成语95%以上。例如：朝秦暮楚，朝三 暮四，天涯海角，水落石出，山穷水尽，同床异梦，除暴安良，色厉内荏，取长 补短，借古讽今，深居简出，名存实亡，南辕北辙，阳奉阴违，车水马龙，山清 水秀，风和日丽，离乡背井，仁人志士，良师益友，五湖四海，心明眼亮，破釜 沉舟，审时度势，沉鱼落雁，毕恭毕敬，争奇斗妍等。汉语中还有许多对偶格式 的成语，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陈原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一书中作了这样的分析： “封建主义结构重视这些亲属特性，因此有严格区分亲属关系的称谓语词 ——无论哪一方面的社会交际，都必须严格按照亲属称谓的规定；不论是 丧礼婚礼，承继遗产，以至一人犯罪，波及九族，都要按这个亲系树的等 级办理。”“亲属称谓的简化，意味着家族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不占那么重要 的地位；资本主义关系下的家庭，其构成和社会作用完全不同于封建主义 关系，在语言中也能找到反映。” 在我国个别地区的亲属称谓中，只有男性称谓，没有女性称谓，爸爸是爸， 妈妈也是爸，分别男女的办法只是在前面加“大”或“细”（即小），爸爸是大爸， 妈妈是细爸。哥哥叫哥哥，姐姐也叫哥哥，弟弟称老弟，妹妹也称老弟。叔叔是 细爷，阿姨也是细爷。这种女性称谓用男性代替的例子，除了湖南岳阳临湘一带， 其他地方也存在，只是不那么系统。这可能是古代父系社会的残余影响。 云南丽江地区宁蒗县永宁乡的纳西族方言的亲属称谓反映了这个地区纳西 族的家庭结构和婚姻制度。他们实行一种称作阿注婚姻的对偶婚姻制。其特点是 男女相识，彼此有意，互赠礼品就结成阿注关系。男子夜晚到女子家住宿，白天 回母家。男女双方都有一个主要的长期的阿注和几个次要的阿注。男女阿注并不 组成一个家庭。女阿注所生儿女留在女方家庭中，她的姐妹同时也尽抚养责任。 由于不是一夫一妻制，所以许多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与这种婚姻制度相 适应的有一些奇特的称谓。母亲的阿注、自己的生父和舅舅用一个词表示，母亲 和母亲的直系、旁系的姐妹也只用一个词表示，同样，自己的儿子和兄弟的所有 儿子在称谓上没有区别，这种称谓方法反映永宁纳西族母系社会的性质。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法与崇尚对称和谐的文化心理也大量反映在汉语词语 中。汉语中有许多由意义相反或相对立的词构成的成语，如：山高水长，同床异 梦，水深火热，小题大做，男盗女娼，花天酒地，因祸得福，眼高手低，无中生 有，得不偿失，公而忘私，新陈代谢，悲喜交集，赏罚分明，权衡利弊，明辨是 非，无足轻重，人心向背，自相矛盾等。 由于汉民族对于对称的偏爱，因此词汇中出现了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的趋 势。我们不喜欢说“桌”、“椅”、“石”、“木”，而习惯于说“桌子”、“椅子”、“石 头”、“木头”。现代汉语词汇中，双音节词约占百分之七十左右。汉语重视词语 结构排列的匀称性。“古代诗歌大量使用对仗，考究对仗工整，实际上受匀称性 规律所支配。汉语有音乐性，离不开匀称二字。四字语的语音段落一般是 2+2， 语音上成双成对，平仄相间，念起来节奏匀称，十分上口。成语和早期的诗歌都 以四言为主，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古往今来对人物和诗文的评语往往也用四言。” 现代成语绝大部分是四字格，据统计约占成语 95%以上。例如：朝秦暮楚，朝三 暮四，天涯海角，水落石出，山穷水尽，同床异梦，除暴安良，色厉内荏，取长 补短，借古讽今，深居简出，名存实亡，南辕北辙，阳奉阴违，车水马龙，山清 水秀，风和日丽，离乡背井，仁人志士，良师益友，五湖四海，心明眼亮，破釜 沉舟，审时度势，沉鱼落雁，毕恭毕敬，争奇斗妍等。汉语中还有许多对偶格式 的成语，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以上仅仅是从亲属称谓的使用和词的构成方面观察文化对于语言使用的影 响。实际上，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人名、地名、商号名的选 择，口彩及语讳，成语及谚语等。专门研究语言与文化关联的一门学科是文化语 言学。在西方大致属于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范畴。近年来国内已陆续出版 了一些文化语言学方面的论文及专著。如陈原著《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札 记》(1980)、周振鹤、游汝杰著《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陈建民著《语言文 化社会新探》(1989)、申小龙、张汝伦主编《文化的语言视界：中国文化语言学 论集》(1991)、常敬宇著《汉语词汇与文化》(1995)、曲彦斌主编《中国民俗语 言学》(1996)等。 文化不仅影响词汇发展与使用，在语法、讲话规则、篇章结构、文体风格等 许多方面，文化都施予很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掌握语言的语音、语 法和词汇，不了解深层的文化意义，不可能进行顺畅的交际。 二萨不尔一沃尔夫假说 文化影响语言，语言反映文化，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道理。但是，也有的语 言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又进了一步，他们认为语言不仅反映文化的形态，而且语言 结构部分地或全部地决定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这就是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 (Edward Sapir)和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观点，由于未经验证，所以 称为假说。通常人们称谓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或沃尔夫假说。 萨丕尔(1884-1937)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是人类学家博厄斯 的学生，在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方面有大量著述。沃尔夫(1897-1941)经 历奇特，原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毕业后就职于一火灾保险公司，专门调查 工业火灾和爆炸的起因。他虽未经过语言学或人类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但他后来 转入考古和语言研究。萨丕尔在耶鲁大学教授印第安语言课程时，沃尔夫曾选修 他的课程，深受他的学术观点的影响。 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观点最早见于萨丕尔192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 文中说： “语言是‘社会现实’的指南。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语言对社会科学研究者并 不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对于我们对社会问题及过程的看法产生强大的影响。 人们并不仅仅生活于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生 活于社会活动的世界之中，而是处于成为该社会表达手段的认为某特定语言 的严格控制之下。人们毋需使用语言就可以适应现实，认为语言仅仅是解决 具体交际或思考问题的附带的手段，那是一种幻想。事实是，‘真实世界’在 很大程度上是用这一人群的语言习惯不自觉地构筑起来的。从来没有两种语 言如此相近，足以被认为是表现同一社会现实。不同社会所生存的世界是不 同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带有不同标签的同一世界。” 沃尔夫发展了萨丕尔的论点，他表达得更加明确： “每一语言的语言系统（换句话说，即其语法）不仅是为了表达思想使之再 现的工具，实际上它使思想成型，它是人们思维活动、分析种种印象、综合 思想感觉的程序和指南…我们按自己的语言所规定的路子解剖自然界。我 们从现象世界中抽出来的范畴和类别之所以能抽取出来并不是因为它们明明 白白地摆在那里，相反，世界表现为万花筒式的各种各样的感觉和印象，这 些必须由我们的头脑来组织，而这意味着大致上是由我们头脑中的语言系统
以上仅仅是从亲属称谓的使用和词的构成方面观察文化对于语言使用的影 响。实际上，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人名、地名、商号名的选 择，口彩及语讳，成语及谚语等。专门研究语言与文化关联的一门学科是文化语 言学。在西方大致属于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范畴。近年来国内已陆续出版 了一些文化语言学方面的论文及专著。如陈原著《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札 记》（1980）、周振鹤、游汝杰著《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陈建民著《语言文 化社会新探》（1989）、申小龙、张汝伦主编《文化的语言视界：中国文化语言学 论集》（1991）、常敬宇著《汉语词汇与文化》（1995）、曲彦斌主编《中国民俗语 言学》（1996）等。 文化不仅影响词汇发展与使用，在语法、讲话规则、篇章结构、文体风格等 许多方面，文化都施予很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掌握语言的语音、语 法和词汇，不了解深层的文化意义，不可能进行顺畅的交际。 二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文化影响语言，语言反映文化，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道理。但是，也有的语 言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又进了一步，他们认为语言不仅反映文化的形态，而且语言 结构部分地或全部地决定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这就是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 （Edward Sapir）和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观点，由于未经验证，所以 称为假说。通常人们称谓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或沃尔夫假说。 萨丕尔（1884-1937）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是人类学家博厄斯 的学生，在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方面有大量著述。沃尔夫（1897-1941）经 历奇特，原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毕业后就职于一火灾保险公司，专门调查 工业火灾和爆炸的起因。他虽未经过语言学或人类学方面的专业训练，但他后来 转入考古和语言研究。萨丕尔在耶鲁大学教授印第安语言课程时，沃尔夫曾选修 他的课程，深受他的学术观点的影响。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观点最早见于萨丕尔 1929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 文中说： “语言是‘社会现实’的指南。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语言对社会科学研究者并 不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对于我们对社会问题及过程的看法产生强大的影响。 人们并不仅仅生活于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生 活于社会活动的世界之中，而是处于成为该社会表达手段的认为某特定语言 的严格控制之下。人们毋需使用语言就可以适应现实，认为语言仅仅是解决 具体交际或思考问题的附带的手段，那是一种幻想。事实是，‘真实世界’在 很大程度上是用这一人群的语言习惯不自觉地构筑起来的。从来没有两种语 言如此相近，足以被认为是表现同一社会现实。不同社会所生存的世界是不 同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带有不同标签的同一世界。” 沃尔夫发展了萨丕尔的论点，他表达得更加明确： “每一语言的语言系统（换句话说，即其语法）不仅是为了表达思想使之再 现的工具，实际上它使思想成型，它是人们思维活动、分析种种印象、综合 思想感觉的程序和指南……我们按自己的语言所规定的路子解剖自然界。我 们从现象世界中抽出来的范畴和类别之所以能抽取出来并不是因为它们明明 白白地摆在那里，相反，世界表现为万花筒式的各种各样的感觉和印象，这 些必须由我们的头脑来组织，而这意味着大致上是由我们头脑中的语言系统
来组织。” 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基于他们对于印第安语言的研究。例如，英语中有his horse (他的马一单数)和his horses(他的马一复数)之分，而在纳瓦霍语中不仅没 有名词单复数，而且也不区分“他的/她的/它的/他们的”。纳瓦霍语的bi·?根 据上下文可以译为：他的马、她的马、它的马或他们的马，而马在所有这些情况 下既可能是单数也可能是复数。纳瓦霍语区分两种“他的”，一种是心目中与自 己亲近的，一种是与自己疏远的，而在英语中却无法用hs表现如此微妙的区别。 又比如，英语的五种颜色white-black-red-blue-green(白、黑、红、蓝、绿)在 纳瓦霍语中也有不同的区分，黑色有两种，而蓝、绿却属于一类。萨丕尔一沃尔 夫假说认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一一语义范畴，这些范畴由于其能动的特性 可以用来对于平日的经历作出分析和归类。对于这些独特的范畴进行研究，就有 可能取得有关该语言使用者的思维世界的有意义的材料。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学者们对于不同文化中的亲属称谓、颜色名称、数词、 疾病名称、称呼方式等进行调查研究，企图验证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但都无法 证实。他们的共同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语言主要是反映而不是创造价值观念方面的社会文化准则。 2)世界上的语言拥有许多结构上的共同成分，其数量超过人们目前所认识到 的。 3)语言与社会行为是平等的成分，不能确定何者为主。 Gail Robinson不同意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她认为假说存在问题： “首先，从那些语言素材难以下结论说，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对世界观察不同。 其次，一一这一点可能更重要一一很难下结论说，语言使用造成观察上的不 同。我们又回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难题，对于颜色观察的研究实际上 表明，某一特定语言的使用者即使在他们的语言中不存在区别某些颜色的词 汇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区分这些颜色。” 陈原在他的《社会语言学：关于若干理论问题的初步探索》中介绍了萨不尔 一沃尔夫假说所反映的观点之后，指出他们的看法既违反唯物史观，又不符合现 实社会生活。“这个‘假说’之所以迷惑人，恐怕是它常常用社会生活、社会条 件的一些现象来进行论证，仿佛这立论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社会，而不是想入非 非。”陈引了Joseph H.Greenberg的一段话反驳了这一假说： “如果我们的语言实际上决定我们的思想样式(mode of thought),那么，沃 尔夫是说英语的，他的思想显然是由英语所决定的，这样，他又怎能跳出这 种局限，发现了荷比语的不同的范畴，然后又怎样用英语把它写出来，且又 被有着同样局限性的人们所了解呢？” 三、词义与文化 就语言要素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语音与文化的关系最不密切，语法次之，而 关系最密切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有的学者将词汇分为一般词汇与文化词汇，指 出“文化词汇是指特定文化范畴的词汇，它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 的反映。文化词汇与其他一般词汇的界定有以下两点：一是文化词汇本身载有明 确的民族文化信息，并且隐含着深层的民族文化的含义。文化词汇的另一特点， 是它与民族文化，包括上面所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有各种关系
来组织。”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基于他们对于印第安语言的研究。例如，英语中有 his horse （他的马—单数）和 his horses（他的马—复数）之分，而在纳瓦霍语中不仅没 有名词单复数，而且也不区分“他的/她的/它的/他们的”。纳瓦霍语的 bili·？根 据上下文可以译为：他的马、她的马、它的马或他们的马，而马在所有这些情况 下既可能是单数也可能是复数。纳瓦霍语区分两种“他的”，一种是心目中与自 己亲近的，一种是与自己疏远的，而在英语中却无法用 his 表现如此微妙的区别。 又比如，英语的五种颜色 white-black-red-blue-green（白、黑、红、蓝、绿）在 纳瓦霍语中也有不同的区分，黑色有两种，而蓝、绿却属于一类。萨丕尔—沃尔 夫假说认为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语义范畴，这些范畴由于其能动的特性 可以用来对于平日的经历作出分析和归类。对于这些独特的范畴进行研究，就有 可能取得有关该语言使用者的思维世界的有意义的材料。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学者们对于不同文化中的亲属称谓、颜色名称、数词、 疾病名称、称呼方式等进行调查研究，企图验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但都无法 证实。他们的共同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语言主要是反映而不是创造价值观念方面的社会文化准则。 2）世界上的语言拥有许多结构上的共同成分，其数量超过人们目前所认识到 的。 3）语言与社会行为是平等的成分，不能确定何者为主。 Gail Robinson 不同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她认为假说存在问题： “首先，从那些语言素材难以下结论说，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对世界观察不同。 其次，——这一点可能更重要——很难下结论说，语言使用造成观察上的不 同。我们又回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难题，对于颜色观察的研究实际上 表明，某一特定语言的使用者即使在他们的语言中不存在区别某些颜色的词 汇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区分这些颜色。” 陈原在他的《社会语言学：关于若干理论问题的初步探索》中介绍了萨丕尔 —沃尔夫假说所反映的观点之后，指出他们的看法既违反唯物史观，又不符合现 实社会生活。“这个‘假说’之所以迷惑人，恐怕是它常常用社会生活、社会条 件的一些现象来进行论证，仿佛这立论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社会，而不是想入非 非。”陈引了 Joseph H. Greenberg 的一段话反驳了这一假说： “如果我们的语言实际上决定我们的思想样式（mode of thought），那么，沃 尔夫是说英语的，他的思想显然是由英语所决定的，这样，他又怎能跳出这 种局限，发现了荷比语的不同的范畴，然后又怎样用英语把它写出来，且又 被有着同样局限性的人们所了解呢？” 三、词义与文化 就语言要素与文化的关系而言，语音与文化的关系最不密切，语法次之，而 关系最密切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有的学者将词汇分为一般词汇与文化词汇，指 出“文化词汇是指特定文化范畴的词汇，它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 的反映。文化词汇与其他一般词汇的界定有以下两点：一是文化词汇本身载有明 确的民族文化信息，并且隐含着深层的民族文化的含义。文化词汇的另一特点， 是它与民族文化，包括上面所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有各种关系
有的是该文化的直接反映，如‘龙、凤、华表’等；有的则是间接反映，如汉语 中的红、黄、白、黑等颜色词及松、竹、梅等象征词语：有的和各种文化存在着 渊源关系，如来自文化典籍的词语及来自宗教的词语等。” 将一部分富有文化内涵的词汇挑选出来给予特别的研究与描述，这无疑对于 教学一一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一一有实际的帮助，但是，将这些词分离出来，称 之为文化词汇，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它们不是一般词汇，而是完全不同的另 一种词汇。实际上，不仅红、黄、白、黑、松、竹、梅是一般词汇，龙、凤、华 表也是一般词汇，它们具有其他一般词汇所具有的特点。对于这类词较好的处理 方法是从词义入手。 对于词汇意义通常作“指示意义”(denotation)及“隐含意义”(connotation) 的区分，例如，在英语中politician的指示意义是“从事政治、关心政治，特别 是以政治为生涯的人”，它的隐含意义是“不讲原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能 言善辩，言而无信”。通常词典上只给指示意义而不给隐含意义，因为指示意义 是比较固定的，而隐含意义可以因人因时而异。隐含意义是通过联想而逐渐发展 起来的。由于从事政治的人在竞选时采取各种手段争取选票，经常许下宏愿，而 在当选后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把对选民的许诺置于脑后。这种politician的表 演一再重复，于是人们在使用politician一词时就难免作坏的联想，从而使 politician逐渐获得了以上所说的贬义。 70年代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将俄语词汇的文化内涵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认为 在对外国人教授俄语时对于词的民族文化内容应给予特别的注意。他们称这种意 义为文化伴随意义或简单地称为词的伴随意义。在此基础上，维列夏金和科斯托 马罗夫共同创建了国情语言学，他们把研究范围确定为：1)揭示语言中（主要 是词汇)的民族文化语义，2)在语言课上展示、巩固、活用这些民族文化语义。 目的是通过俄语，并在掌握俄语的过程中向外国学生介绍前苏联文化。 英国学者Geoffrey Leech在《语义学》(Semantics)一书中提出，词义可以 分为七种主要类型，即概念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感情意义、联想意义、 搭配意义及主题意义。词的概念意义亦可称为认知意义。概念意义是语言交际中 表达的最基本的意义。没有概念意义无法进行语言交际。内涵意义是附加在概念 意义上的意义，它可以因人而异，因年龄而异，也可以因不同的社会、国家或时 代而异。正因为如此，内涵意义往往是不稳定的，旧的内涵可能消失，新的内涵 意义可能会产生。在分析内涵意义时应注意有褒贬之分。 国情语言学所强调的词的伴随意义或名族文化内容大致上可以归入词的内 涵意义。对前面提到的汉语的“文化词汇”也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即一些汉语词 汇除了概念意义之外还具有丰富的内涵意义，对于这些词汇应该给予特别的关 注。 在从事跨文化交际中不仅要注意词的概念意义，更重要的是需要随时随地注 意词的内涵意义。在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出现几种不同的情况：（两种语言分别以 A、B代替) 1)A、B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相同或大致相同 2)A、B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不同 3)A、B概念意义相同，A有内涵意义，B无内涵意义 属于第一种情况的词汇就英、汉语来说适量比较少，例如ox与“狐狸”不 仅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也相同，都包括了“狡猾”这一层意思。Pg与“猪” 在概念上都指同一种动物，pg在英语中用于指人时具有“肮脏”、“贪婪”、“令
有的是该文化的直接反映，如‘龙、凤、华表’等；有的则是间接反映，如汉语 中的红、黄、白、黑等颜色词及松、竹、梅等象征词语；有的和各种文化存在着 渊源关系，如来自文化典籍的词语及来自宗教的词语等。” 将一部分富有文化内涵的词汇挑选出来给予特别的研究与描述，这无疑对于 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有实际的帮助，但是，将这些词分离出来，称 之为文化词汇，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即它们不是一般词汇，而是完全不同的另 一种词汇。实际上，不仅红、黄、白、黑、松、竹、梅是一般词汇，龙、凤、华 表也是一般词汇，它们具有其他一般词汇所具有的特点。对于这类词较好的处理 方法是从词义入手。 对于词汇意义通常作“指示意义”（denotation）及“隐含意义”（connotation） 的区分，例如，在英语中 politician 的指示意义是“从事政治、关心政治，特别 是以政治为生涯的人”，它的隐含意义是“不讲原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能 言善辩，言而无信”。通常词典上只给指示意义而不给隐含意义，因为指示意义 是比较固定的，而隐含意义可以因人因时而异。隐含意义是通过联想而逐渐发展 起来的。由于从事政治的人在竞选时采取各种手段争取选票，经常许下宏愿，而 在当选后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把对选民的许诺置于脑后。这种 politician 的表 演一再重复，于是人们在使用 politician 一词时就难免作坏的联想，从而使 politician 逐渐获得了以上所说的贬义。 70 年代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将俄语词汇的文化内涵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认为 在对外国人教授俄语时对于词的民族文化内容应给予特别的注意。他们称这种意 义为文化伴随意义或简单地称为词的伴随意义。在此基础上，维列夏金和科斯托 马罗夫共同创建了国情语言学，他们把研究范围确定为：1）揭示语言中（主要 是词汇）的民族文化语义，2）在语言课上展示、巩固、活用这些民族文化语义。 目的是通过俄语，并在掌握俄语的过程中向外国学生介绍前苏联文化。 英国学者 Geoffrey Leech 在《语义学》（Semantics）一书中提出，词义可以 分为七种主要类型，即概念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感情意义、联想意义、 搭配意义及主题意义。词的概念意义亦可称为认知意义。概念意义是语言交际中 表达的最基本的意义。没有概念意义无法进行语言交际。内涵意义是附加在概念 意义上的意义，它可以因人而异，因年龄而异，也可以因不同的社会、国家或时 代而异。正因为如此，内涵意义往往是不稳定的，旧的内涵可能消失，新的内涵 意义可能会产生。在分析内涵意义时应注意有褒贬之分。 国情语言学所强调的词的伴随意义或名族文化内容大致上可以归入词的内 涵意义。对前面提到的汉语的“文化词汇”也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即一些汉语词 汇除了概念意义之外还具有丰富的内涵意义，对于这些词汇应该给予特别的关 注。 在从事跨文化交际中不仅要注意词的概念意义，更重要的是需要随时随地注 意词的内涵意义。在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出现几种不同的情况：（两种语言分别以 A、B 代替） 1）A、B 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相同或大致相同 2）A、B 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不同 3）A、B 概念意义相同，A 有内涵意义，B 无内涵意义 属于第一种情况的词汇就英、汉语来说适量比较少，例如 fox 与“狐狸”不 仅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也相同，都包括了“狡猾”这一层意思。Pig 与“猪” 在概念上都指同一种动物，pig 在英语中用于指人时具有“肮脏”、“贪婪”、“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