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认为与传统的常规科学相比，政策科学有一系列的创新。政策科学的基本范式有14项 主要有：0 (1)政策科学所主要关心的是理解和改善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它主要关注全社会的 指导系统，特别是政策制定系统及产生更好的政策，它直接关注的并不是具体政策问题的内容， 而是改进了的政策制定系统的方法和知识。 (2)政策科学所研究的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宏观层次，即地方的、全国的和跨国的政策制定 系统。政策制定系统的次级因素因其在政策系统中的作用而构成政策科学的主题。所以，政策 科学处理个人的、团体的和组织的决策过程，并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观点上看待它们。然而，政 策科学与公共政策制定密切相连。 (3)政策科学在传统的学科特别是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之间架起桥梁。政策科学必须整合 于来自各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一个集中关注政策制定的跨学科。它以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的融 合为基础，但也吸收来自于其它相关学科的知识因素。政策科学一方面包含着多元的因素，另 一方面又是基本统一的。 (4)政策科学在通常纯粹的研究和应用的研究之间架起了桥梁。在政策科学中，这两种研 究的整合是通过接受政策制定的改进作为最终目标而取得的。因此，真实世界构成政策科学的 主要实验室，而大部分抽象的政策科学理论的最终检验是看他们是否对政策制定的改进有所贡 献。然而，政策科学的发展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要依赖于抽象理论的建构。 (5)政策科学除了使用常规的研究方法外，还将不证自明的知识和个人的经验当作重要的 知识来源，努力提炼政策实我者不证自明的知识，并将高水平的政策制定者吸收进来，作为政 策科学建设的合作者，这是政策科学区别于当代常规科学（包括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的一个重 要的特征。 (6)与当代常规科学一样，政策科学关心工具规范的知识。但是政策科学对于“价值中立 的科学”的困难是敏感的。它试图通过探索价值内涵、价值一致性、价值成本和价值承诺的行 为基础而对价值选择做出贡献。因为政策科学突破了当代科学与伦理学、价值哲学的严格界限， 并将建立一种操作的价值理论作为政策科学的一部分。 (7)有组织的创造性构成政策科学各部分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因此，鼓励和刺激有组 织的创造性乃是政策科学的一个主题和重要的方法论之一。 (8)政策科学对于时间非常敏感，它将现在看作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因此，它拒绝当 代科学尤其是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的非历史的方法。它既强调历史的发展，又强调未来的方面， 以此作为改善了的政策制定的脉络。 YorIn New York ever ne191.pp 50-53Also Vruresn Poliy
6 革命”，认为与传统的常规科学相比，政策科学有一系列的创新。政策科学的基本范式有 14 项， 主要有: ① （1）政策科学所主要关心的是理解和改善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它主要关注全社会的 指导系统，特别是政策制定系统及产生更好的政策，它直接关注的并不是具体政策问题的内容， 而是改进了的政策制定系统的方法和知识。 （2）政策科学所研究的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宏观层次，即地方的、全国的和跨国的政策制定 系统。政策制定系统的次级因素因其在政策系统中的作用而构成政策科学的主题。所以，政策 科学处理个人的、团体的和组织的决策过程，并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观点上看待它们。然而，政 策科学与公共政策制定密切相连。 （3）政策科学在传统的学科特别是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之间架起桥梁。政策科学必须整合 于来自各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一个集中关注政策制定的跨学科。它以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的融 合为基础，但也吸收来自于其它相关学科的知识因素。政策科学一方面包含着多元的因素，另 一方面又是基本统一的。 （4）政策科学在通常纯粹的研究和应用的研究之间架起了桥梁。在政策科学中，这两种研 究的整合是通过接受政策制定的改进作为最终目标而取得的。因此，真实世界构成政策科学的 主要实验室，而大部分抽象的政策科学理论的最终检验是看他们是否对政策制定的改进有所贡 献。然而，政策科学的发展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要依赖于抽象理论的建构。 （5）政策科学除了使用常规的研究方法外，还将不证自明的知识和个人的经验当作重要的 知识来源，努力提炼政策实践者不证自明的知识，并将高水平的政策制定者吸收进来，作为政 策科学建设的合作者，这是政策科学区别于当代常规科学(包括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的一个重 要的特征。 （6）与当代常规科学一样，政策科学关心工具规范的知识。但是政策科学对于“价值中立 的科学”的困难是敏感的。它试图通过探索价值内涵、价值一致性、价值成本和价值承诺的行 为基础而对价值选择做出贡献。因为政策科学突破了当代科学与伦理学、价值哲学的严格界限， 并将建立一种操作的价值理论作为政策科学的一部分。 （7）有组织的创造性构成政策科学各部分的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因此，鼓励和刺激有组 织的创造性乃是政策科学的一个主题和重要的方法论之一。 （8）政策科学对于时间非常敏感，它将现在看作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因此，它拒绝当 代科学尤其是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的非历史的方法。它既强调历史的发展，又强调未来的方面， 以此作为改善了的政策制定的脉络。 ① See Yehezkel Dror, Design for Policy Sciences. New York: Elsevier Inc., 1971, pp.50-53 ； Also Ventures in Policy Sciences. New York: Elsevier Inc., 1971, pp.3-4
(9)政策科学对于变化的过程和动态的情境十分敏感。对于社会转变的条件以及指导变化 的政策制定的强烈关注构成政策科学的基本模式、概念和方法论的前提条件。 (10)政策科学涉及系统化的知识和结构化的合理性对公共政策制定的贡献，但是政策科 学明显地认识到超理性过程（如创造性、直觉、魅力和价值判断）和非理性过程（如深层动机） 的重要作用。为更好的政策制定而探索改善这些过程的方法是政策科学的一个整合部分。 此外，政策科学的“范式”还有：政策科学既修正已被接受的科学原则和基本方法论，又将 它们扩展到己被接受的科学研究的界限之外：政策科学要成为自觉的，它寻求自己的范式、假 定和理论：政策科学为它自己在实际政策制定中的日益增加的应用和职业化而奋斗：政策科学 尽管有种种的创新，但它属于科学的事实，并为科学的传统（如证实和有效性）而努力 显然，德洛尔的政策科学“范式”是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构成政策利 学发展史上又一里程碑。拉斯韦尔一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传统是美国政策科学运动的主导“范式” 之一，为许多政策科学研究者所赞同和道守。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提倡的 跨学科、综合性的全新的政策科学过于宏伟博大，没有明确的边界条件，几乎成为一个凌驾于 所有社会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统一的社会科学），这是一种需要长期奋斗的理想，难以在短 期内取得全面突破。它遭到一些社会科学家的批评（如有的学者批评政策科学不是科学，而是意 识形态) 另一些研究者则吸收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的政策科学理论的因素，朝着作为一门应用的社会 科学学科的政策分析前进，这种政策分析的趋势在60、70年代政策科学运动中广为流行，大有 超越政策科学之势。针对这一情况，德洛尔在1986年出版的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 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十四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 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 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改善政策制 定的途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式：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多维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等。① 到了70年代中期，拉斯韦尔所倡导的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政策方向在美国已基本体制化 了。每个社会科学学科都建立了特殊的、与政策研究相关的组织，如“政策研究组织”（政治科 学)、“社会问题研究协会”（社会学）、“社会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协会”（心理学）。这种体制化在 80年代更进了一步，出现了多学科的职业学会，如“公共政策和管理学会”（政治科学和经济 学)、“社会经济学会”（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会每年都举行正规的年会，前者还创办了 《政策分析与管理杂志》它将以前出版的两个刊物《公共政策》和《政策分析》合并，该杂志 扩展并深化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建立的主流政策科学杂志如《政策科学》、《政策研究杂志》、 《政策研究评论》的内容。除了这些杂志以外，还有数百种涉及具体政策领域研究的刊物。在 Y.Dror,Policymaking Under Adversity.Transaction,Ine New Brunswick.New Jersey,196.pp. 7
7 （9）政策科学对于变化的过程和动态的情境十分敏感。对于社会转变的条件以及指导变化 的政策制定的强烈关注构成政策科学的基本模式、概念和方法论的前提条件。 （10）政策科学涉及系统化的知识和结构化的合理性对公共政策制定的贡献，但是政策科 学明显地认识到超理性过程(如创造性、直觉、魅力和价值判断 )和非理性过程(如深层动机) 的重要作用。为更好的政策制定而探索改善这些过程的方法是政策科学的一个整合部分。 此外，政策科学的“范式”还有:政策科学既修正已被接受的科学原则和基本方法论，又将 它们扩展到已被接受的科学研究的界限之外；政策科学要成为自觉的，它寻求自己的范式、假 定和理论；政策科学为它自己在实际政策制定中的日益增加的应用和职业化而奋斗；政策科学 尽管有种种的创新，但它属于科学的事实，并为科学的传统(如证实和有效性)而努力。 显然，德洛尔的政策科学“范式”是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构成政策科 学发展史上又一里程碑。拉斯韦尔-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传统是美国政策科学运动的主导“范式” 之一，为许多政策科学研究者所赞同和遵守。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提倡的 跨学科、综合性的全新的政策科学过于宏伟博大，没有明确的边界条件，几乎成为一个凌驾于 所有社会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统一的社会科学)，这是一种需要长期奋斗的理想，难以在短 期内取得全面突破。它遭到一些社会科学家的批评(如有的学者批评政策科学不是科学，而是意 识形态)。 另一些研究者则吸收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的政策科学理论的因素，朝着作为一门应用的社会 科学学科的政策分析前进，这种政策分析的趋势在 60、70 年代政策科学运动中广为流行，大有 超越政策科学之势。针对这一情况，德洛尔在 1986 年出版的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检查 了政策科学的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政策科学需要在十四个方面加以突破，包括提供关于 政策制定和政策科学的哲学和智力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政策实际；寻 求宏观理论；政策范式批判；探讨宏观政策创新；研究政策制定和统治设计；考虑改善政策制 定的途径；探索政策制定的输入方式 ；加大学科基础；开发多维方法论、方法和技术等等。① 到了 70 年代中期，拉斯韦尔所倡导的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政策方向在美国已基本体制化 了。每个社会科学学科都建立了特殊的、与政策研究相关的组织，如“政策研究组织”(政治科 学)、“社会问题研究协会”(社会学)、“社会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协会”(心理学)。这种体制化在 80 年代更进了一步，出现了多学科的职业学会，如“公共政策和管理学会”(政治科学和经济 学)、“社会经济学会”(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会每年都举行正规的年会，前者还创办了 《政策分析与管理杂志》它将以前出版的两个刊物《公共政策》和《政策分析》合并，该杂志 扩展并深化了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建立的主流政策科学杂志如《政策科学》、《政策研究杂志》、 《政策研究评论》的内容。除了这些杂志以外，还有数百种涉及具体政策领域研究的刊物。在 ① Y. Dror, Policymaking Under Adversity. Transaction, Inc.,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1986, pp.219-240
教有培训方面，在70年代各主要的大学相继建立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子 点：现在大部分研究性大学设有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研究所或中心，它们与几千个非大学的政 策研究组织一起被列在《学会百科全书》上，这些组织大部分是在1950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政 策科学的职业化也有相当的规模，政策分析家己成为一种官方的职业描述：而进行政策分析的 专门单位已在联邦政府、各州和一些市建立起米，特殊的政策研究团体如“全国市长协会”、“全 国城市联盟”等己发展起来了。在20世纪后半期，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作为一个知识工业迅速 发展起来。 三、从政策科学到政策分析 在拉斯韦尔-一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传统中，政策分析只是政策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 正是这个以量化分析为主导的政策分析领域在政策科学运动中取得迅速的发展。这导致了许多 学者离开拉斯韦尔-一德洛尔的传统，转而提倡作为一个应用社会科学学科的独立的政策分析。 这种由政策科学到政策分析的转变有其历史根据。二战后政策科学诞生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 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 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特别是政策分析的方法论的基础。此外，这种转变 也与兰德公司一类的思想库的示范性影响以及私人基金会对应用社会科学领域的支持有关。其 实，如果这种朝着政策分析的新方向只是给政策科学传统加上对检验备选方案的严格程序的话， 那么，这种转变也可以看作对已经确立起来的政策科学传统的一种一致的和潜在的有用补充。 在50、60年代乃至整个70年代的政策科学运动中，政策分析的成长最引人注目，尤其突 出的是政策分析的途径或方法的争论。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这种争论是围绕“全面的 (synoptic)途径与“反全面的”(anti-synoptic)途径而展开的。全面的途径即综合理性模式， 它以系统分析为缩影：①而反全面传统的途径则是强调综合理性的局限性或不可能性。④这两 种观点提供了当代政策分析不同途径的鲜明对照，特别是它们构成政策分析的经验分析方向和 新多元主义(Neo-pluralism)方向的区别. 在0年代，这两种途径的各自理论前提可以概括如下：纯粹的全面理性模式的特征是，以 认同系统分析作为元理论，以统计经验主义作为方法论和以价值的最大化作决策标准：而纯粹 的反全面途径的特征是，以认同多元主义作为元理论，脉络背景(contextual)和案例分析作为 方法论和以社会合理性（利益的整合）作为决策标准。反全面的观点迅速在一般政治科学领域取 得支配地位，而综合传统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更有活力。 尽管全面理性传统在政治科学领域并不占有优势，但它受到了一些有力的因素所支持。首 For example.D.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An Ing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knopt.1953 8
8 教育培训方面，在 70 年代各主要的大学相继建立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 点；现在大部分研究性大学设有公共政策研究生院、研究所或中心，它们与几千个非大学的政 策研究组织一起被列在《学会百科全书》上，这些组织大部分是在 1950 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政 策科学的职业化也有相当的规模，政策分析家已成为一种官方的职业描述；而进行政策分析的 专门单位已在联邦政府、各州和一些市建立起来，特殊的政策研究团体如“全国市长协会”、“全 国城市联盟”等已发展起来了。在 20 世纪后半期，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作为一个知识工业迅速 发展起来。 三、从政策科学到政策分析 在拉斯韦尔-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传统中，政策分析只是政策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 正是这个以量化分析为主导的政策分析领域在政策科学运动中取得迅速的发展。这导致了许多 学者离开拉斯韦尔-德洛尔的传统，转而提倡作为一个应用社会科学学科的独立的政策分析。 这种由政策科学到政策分析的转变有其历史根据。二战后政策科学诞生的最大推动力并非来自 社会科学家，而是来自运筹学家、系统分析家和应用数学家，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分析的 定量方法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构成政策科学特别是政策分析的方法论的基础。此外，这种转变 也与兰德公司一类的思想库的示范性影响以及私人基金会对应用社会科学领域的支持有关。其 实，如果这种朝着政策分析的新方向只是给政策科学传统加上对检验备选方案的严格程序的话， 那么，这种转变也可以看作对已经确立起来的政策科学传统的一种一致的和潜在的有用补充。 在 50、60 年代乃至整个 70 年代的政策科学运动中，政策分析的成长最引人注目，尤其突 出的是政策分析的途径或方法的争论。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这种争论是围绕“全面的” (synoptic)途径与“反全面的”(anti-synoptic) 途径而展开的。全面的途径即综合理性模式， 它以系统分析为缩影；① 而反全面传统的途径则是强调综合理性的局限性或不可能性。② 这两 种观点提供了当代政策分析不同途径的鲜明对照，特别是它们构成政策分析的经验分析方向和 新多元主义(Neo-pluralism)方向的区别。 在 50 年代，这两种途径的各自理论前提可以概括如下:纯粹的全面理性模式的特征是，以 认同系统分析作为元理论，以统计经验主义作为方法论和以价值的最大化作决策标准；而纯粹 的反全面途径的特征是，以认同多元主义作为元理论，脉络背景(contextual)和案例分析作为 方法论和以社会合理性(利益的整合)作为决策标准。反全面的观点迅速在一般政治科学领域取 得支配地位，而综合传统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更有活力。 尽管全面理性传统在政治科学领域并不占有优势，但它受到了一些有力的因素所支持。首 ① For example, D. Easton ,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knopt,1953. ② For example, H. A. Simon, "Comments 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2, 46(4), pp.1130-1139
先，它耸立于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巅峰之上，它强调交叉学科研究，集中关 注定量精确性和以系统的经验理论为特征。①其次，它保留了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所 提倡的全国计划观点及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的科学主义因素。相反，60年代的社会气候却导致 了对多元主义的强烈批评，例如，罗威（①.Lo)对多元主义的批判就受到这种气候的影响。 60年代以后，全面理性传统变得更复杂和成熟。它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一方面力求避免纯 粹理性综合模式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假定，另一方面坚持计划的观点，并严厉批评渐进主义和多 元主义，力求发展出一种复杂的或折衷的模式，如埃泽奥尼(A.Etzioni)的混合扫描模式(1968 年)，德洛尔的优化模式(1968年)。经济学家使用经验方法论的成功进一步加强了全面理性传 统的力量，其顶峰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代所采纳的项目一计划-一预算系统(PPBS)。尽管这 一系统后来被废除了，但是成本一效益分析及其他项目评估方法在政府部门的政策分析中得到 广泛的使用。 作为全面理性传统的对立面，反全面理性传统也为一些有力的因素所支持。反全面理性传 统除了在批评综合理性的不可能性这一点外，并没有太多的共识，它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智力运 动。如果说全面理性传统依赖于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中的科学主义因素的话，那么，反全面理 性传统则依赖于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中的人文主义的因素。1952年《公共行政学评论》主编瓦 尔多(Dwight Waldo)在“民主的行政学理论的发展”一文中批评将“效率”作为行政管理分析 中的一个价值中立的标准，认为那种价值中立的科学的政策评估是一种逃避更基本价值的使人 误入歧途的企图。1953年，达尔(Robert A.Dahl)和林德布洛姆(Charles E.Lindblom))在《政 治、经济和福利》一书中，对全面理性模式进行了更强有力的批评，并提出了“渐进主义”的 政策分析模式。他们的观点受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公共决策的经验研究的支持。这些经验研 究力图证明：尽管决策者可以在大学被授以全面理性方法，然而他们在实践中所采用的是渐进主 义、党派相互调适和明显的渐进凑合。林德布洛姆后来不断发展和完善他的渐进主义理论，并 与其他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可以说，理性途径和渐进主义之争构成了20世纪60、70年代 政策分析领域的最主要的论争之一。 应该指出，渐进主义不过是多元主义在政策分析的一个变种。正如达尔所指出的，多元主 义后来变成政治科学中关于美国政治过程的居支配地位的解释框架。由于政治科学主要倾向于 因果描述，而政策分析倾向于规范，并且因为多元主义/渐进主义在描述方面规范以前只是政治 学家所处理的领域，也来自于政治学家将这种理论的研究视为摆脱美国公共行政学危机的出路： 而其直接的理论先导则是达尔和林德布洛姆在《政治、经济和福利》一书将市场价格作为决策 9
9 先，它耸立于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巅峰之上，它强调交叉学科研究，集中关 注定量精确性和以系统的经验理论为特征。① 其次，它保留了梅里安(Charles E. Merriam)所 提倡的全国计划观点及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的科学主义因素。相反，60 年代的社会气候却导致 了对多元主义的强烈批评，例如，罗威(T. Lowi)对多元主义的批判就受到这种气候的影响。② 60 年代以后，全面理性传统变得更复杂和成熟。它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一方面力求避免纯 粹理性综合模式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假定，另一方面坚持计划的观点，并严厉批评渐进主义和多 元主义，力求发展出一种复杂的或折衷的模式，如埃泽奥尼(A. Etzioni)的混合扫描模式(1968 年)，德洛尔的优化模式(1968 年)。经济学家使用经验方法论的成功进一步加强了全面理性传 统的力量，其顶峰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代所采纳的项目-计划-预算系统(PPBS)。尽管这 一系统后来被废除了，但是成本-效益分析及其他项目评估方法在政府部门的政策分析中得到 广泛的使用。 作为全面理性传统的对立面，反全面理性传统也为一些有力的因素所支持。反全面理性传 统除了在批评综合理性的不可能性这一点外，并没有太多的共识，它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智力运 动。如果说全面理性传统依赖于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中的科学主义因素的话，那么，反全面理 性传统则依赖于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中的人文主义的因素。1952 年《公共行政学评论》主编瓦 尔多(Dwight Waldo)在“民主的行政学理论的发展”一文中批评将“效率”作为行政管理分析 中的一个价值中立的标准，认为那种价值中立的科学的政策评估是一种逃避更基本价值的使人 误入歧途的企图。1953 年，达尔(Robert A. Dahl)和林德布洛姆(Charles E. Lindblom)在《政 治、经济和福利》一书中，对全面理性模式进行了更强有力的批评，并提出了“渐进主义”的 政策分析模式。他们的观点受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公共决策的经验研究的支持。③ 这些经验研 究力图证明:尽管决策者可以在大学被授以全面理性方法，然而他们在实践中所采用的是渐进主 义、党派相互调适和明显的渐进凑合。林德布洛姆后来不断发展和完善他的渐进主义理论，并 与其他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可以说，理性途径和渐进主义之争构成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 政策分析领域的最主要的论争之一。 应该指出，渐进主义不过是多元主义在政策分析的一个变种。正如达尔所指出的，多元主 义后来变成政治科学中关于美国政治过程的居支配地位的解释框架。由于政治科学主要倾向于 因果描述，而政策分析倾向于规范，并且因为多元主义/渐进主义在描述方面规范以前只是政治 学家所处理的领域，也来自于政治学家将这种理论的研究视为摆脱美国公共行政学危机的出路； 而其直接的理论先导则是达尔和林德布洛姆在《政治、经济和福利》一书将市场价格作为决策 ① See A. Ranny(ed.) ,Essays on the Behavioral Study of Politic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2. ② See T. Lowi, "The Public Philosophy :Interest Group Liber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7 61(1), pp.5-24. ③ See Robert D. Dahl, Who Govern? New Heaven ,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机制的说明。 我们已经概述了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的历史演化。到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政策科学源远流长，在当代政策科学出现以前，政策科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孕有时期， 第二，从历史上看，政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政策相关知识或信息，以使他们 做出决策。因此，从一开始，政策科学就具有明确的实践方向。第三，政策科学的理论、方法 和技术在历史上发生过明显的改变。随着近代经验研究的成长，政策科学才变成由自己特殊程 序所指导的活动，在20世纪，定量分析方法不断成长，50、60年代之后政策科学的重心向政 策分析倾斜，则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范式转变。第四，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的进化是伴随着 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而发生的，古代和中世纪政策研究角色的分化和专门化与城市文 明的产生、发展及复杂化有关：近代政策科学研究程序的改变则与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实验 自然科学的产生密切相关：当代政策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则特别反映了二战后人类所面临的复杂 问题及政府组织的迅速成长。 第二节什么是政策科学 什么是政策科学？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方法？这是政策科 学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本节所要探讨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一、什么是政策科学 “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公共政策（学）” (Public Policy)和“政策研究”是几个经常用来表示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在西方文献中，这 些术语有时被当作同义词而加以交替使用，有时则被有区别地加以界定。一般认为，“政策科 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Haroad D.Lasswel1)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 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正式提出这个概念则是1950年他与卡普兰(A.Kaplan) 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他在与拉纳(Daniel Lerner)合编的 《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中，对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研究任务等作了较具 体的规定。“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Charles E.Lindblom)首先使用的， 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 较分析的类型。 政策科学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策领域，即现实的政策实践、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作为研 Eonomic Revew 4 No 5.pp-312 10
10 机制的说明。 我们已经概述了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的历史演化。到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政策科学源远流长，在当代政策科学出现以前，政策科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孕育时期。 第二，从历史上看，政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政策相关知识或信息，以使他们 做出决策。因此， 从一开始，政策科学就具有明确的实践方向。第三，政策科学的理论、方法 和技术在历史上发生过明显的改变。随着近代经验研究的成长，政策科学才变成由自己特殊程 序所指导的活动，在 20 世纪，定量分析方法不断成长，50、60 年代之后政策科学的重心向政 策分析倾斜，则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范式转变。第四，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的进化是伴随着 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而发生的，古代和中世纪政策研究角色的分化和专门化与城市文 明的产生、发展及复杂化有关；近代政策科学研究程序的改变则与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实验 自然科学的产生密切相关；当代政策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则特别反映了二战后人类所面临的复杂 问题及政府组织的迅速成长。 第二节 什么是政策科学 什么是政策科学？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方法？这是政策科 学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本节所要探讨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一、 什么是政策科学 “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公共政策（学）” (Public Policy)和“政策研究”是几个经常用来表示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在西方文献中，这 些术语有时被当作同义词而加以交替使用，有时则被有区别地加以界定。 一般认为，“政策科 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Haroad D. Lasswell)首先提出的。早在 1943 年的一个备 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正式提出这个概念则是 1950 年他与卡普兰(A. Kaplan) 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① 1951 年，他在与拉纳(Daniel Lerner)合编的 《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中，对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研究任务等作了较具 体的规定。“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Charles E. Lindblom)首先使用的， 他在 1958 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 较分析的类型。② 政策科学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策领域，即现实的政策实践、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作为研 ① See Ronald D. Brunner, "The policy Movement as a Policy Problem". in Advances in Policy Studies Since 1950,Vol.10,Policy Studies Annual Review. Eds. By William N. Dunn and Rita Mae Kell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91), p.189,note 2. ② Charles E. Lindblom, “Policy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No.3,Jun.1985, pp.298-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