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497字，《齐侯缚》492字，《？鼎》403字，《散氏盘》357字， 《大盂鼎》291字，《克鼎》289字，《史墙盘》284字，《卫鼎》207 字，其它如《令方彝》、《师虎簋》、《號李子白盘》、《宗局钟》等 均在百字以上。周代的许多军国大事，如分封授土、赏赐奴仆、征 伐献馘，诉讼刑罚，职官任命、地域疆界等，都被勒之彝器，以 示永垂不朽之义。正由于铜器铭文是周代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所 以它是我]今天研讨周代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利用甲骨卜辞研讨历史是本世纪初年以来的事情，而利用铜 器铭文研讨历史则从很早的古代就开始了。《左传》昭公三年载 《谗鼎》铭文“昧旦不显，后世犹怠”，昭公七年载《正考父鼎》铭 文“啦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可见战国时人就曾以葬铭作为 修史和教育后人的资料。春秋战国时人视古鼎为宝物，楚庄于：曾 向王孙满“问鼎之大小轻重”（《左传书宣公三年)，齐侯曾经为 索取《岑鼎》而耐伐鲁（见《吕氏春秋·审己》）。秦汉时代寻找周 鼎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秦始皇曾经“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 (《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武帝时得宝鼎于汾阴，将嘉“见于祖 祢。藏于帝廷”.⑧汉代经学家曾以古代韩铭作为立论根据， 《礼记·大学》就曾引用《汤盍》铭文“荷日新，日仔新，又日 新”来说明间题⑨。《礼记·祭统》载有《孔悝鼎》的全部铭文，并 总结说：“此卫孔悝之鼎铭也。古之君子论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 后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国家如此。”彝铭为文人所重，·于此 可以窥见。汉时颇有能释读彝铭者。如汉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 风)出鼎献于朝廷。以“好古文字”著称的京兆尹张敞就正确地 考释了此鼎铭文，指出“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 铭其先功臧（藏）之于宫庙也”(《汉书·郊祀志》)。南北朝时期， 人们对于彝器的性质已经有了许多认识，刘套曾经向著名史学家 沈约说：“魏时，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牺尊作辆牛形。 晋永嘉，贼曹巍于青州发齐京公冢，得二尊，形亦为华、象，二 ·26
处皆古之遗器也。”(《南史·刘杳传》)宋朝时，人们对于彝器尤 为重视。“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 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鞯有值 干缗者”(《石林避暑录话》三：十，涵芬楼本)。在广泛搜求的 基础上，宋代开始出现彝器著录专书，如北宋时期吕大临编《考 古图》，宋徽宗敕撰《博古图录》，南宋时期薛尚功编《历代钟鼎 彝器款识法帖》等，都汇集了丰富的图象和铭文资料。清代对于 彝器的著录和考释有了很大进展。关于彝器图象的有《西清古 鉴》、《长安获古编》等，著录铭文的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筠清馆金文》、《麇古录金文》、《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多种。 近代以来对于彝器铭文的著录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 果。在彝铭著录方面，以资料丰富、鉴别仔细、印刷精美著称的， 是罗振玉于1937年印行的《三代吉金文存》。全书牧商周青铜器 铭文四千八百多器。传世拓本大致完备。并且拓本多精品，所以 此书一直为学者所重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三代吉金文库》·一 书未能将器形、出土著录、收藏、考释等情祝编入，而仅有目录 和拓本，所以使用起来颇不方便。另外，此书混入了个别伪器、有 些器铭有重出或遗漏若干部分的现象，都是在使用时应当注意的 问题。 关于青铜器研究的刻时代的巨著是郭沫若先生于1932年影 印初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原收录251器，1958年增订本增至 323器。所收西周时期的器铭以自武成至房幽的列王为次，东周时 器则以吴、越、徐、楚等32国为次。全书以铭文的内在根据为主， 参照器物纹饰、文字体例、文辞格调等，对青铜器进行断代和区 分国别，并由此而论定我国青铜时代的分期。将其划分为滋觞期、 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等五大时期。全书每一器铭都 有释文和考证。这本书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金 文丛考》(1952年)一起，是郭沫若先生关于金文研究的主要成果。 ·27▣
对于彝器铭义和形制、纹饰等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还有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9册~14册，1955年~1956 年)、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科学出版杜，1958年 版)、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 辑)、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等。 研究器铭的主要工具书有容庚《金文编》⑩和周法高《金文沽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解放后的考古发掘中，陆续 有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出土。如《利簋》、《墙盘》、《秦公钟》、，《何 尊》、《多友鼎》等。不少专家对这些器铭进行了考释，推进了金 文和西周史的研究，汇集成书者主要有李学勤先生的《新出青铜 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和裘锡圭先生的《古文字论 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考古研究所编 《殷周金文集成》自1984年出版第一册以来，正陆续分册出版，这 部书集铜器铭文著录之大成，去伪存真。删去重复、注明器铭来 源和收藏、断代等情况，并有释文和索引。它的全部出版将为铜 器铭文资料的运用提供很大方便。 三文献资料 研究先秦史的文献资料，由于时代久远，辗转传抄等原因，所 以问题比较多，般需要进行辨伪和考证，以确定其可靠程度，然 后再选择使用。这些文献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尚书》。《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 述古代史事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书》，其后分为夏、商、 周书，以后才称为《尚书》，义谓上古之书。秦汉之际，《尚书》多 亡，独秦博士济南伏生壁藏之。汉初，伏生求得其书，存28篇， 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时曾派遣晁错随伏生学习《尚书》。这部 《尚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此外，汉代 还有《古文尚书》。相传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到不少 ·28+
古书，其中有用汉以前的古文抄与的《尚书》，故称《古文尚书》。 它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古文尚书》已佚，现仅存篇目，在 《汉书·律历志》中有其少量佚文。这部《古文尚书》是否可信， 在历代经学家中多有争论。今所见的《古文尚书》为东晋时豫章 内史梅赜所献。共25篇。南宋学者吴棫、朱熹等始疑其伪。明代 梅楼作《尚书考异》、《尚书谐》定其为伪作。此后，清代学者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罗列一百多条证据，逐一揭发《古文尚 书》伪作的来源，后来惠栋作《古文尚书考》加以补充。至此，梅 赜所献25篇为伪作，终成定论。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 《尚书》，将今文、古文杂合为一编，所以使用时应慎重分辨。 《今文尚书》的各篇写定的时代有早晚之别。其中的《虞书多、 《夏书》和《商书》的一部分是春秋战国时人根据传说资料整理而 成的。《商书》里的《盘庚》篇当写成于殷周之际，是很行价值的 文献。《周书》部分，除《获范》、《文侯之命》、《秦誓》《吕刑》等 篇写成的时代较晚以外，大部分是西周时期的作品，是研究西周 史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另外，先秦和素汉时代的古书里，如《孟 子》、《墨子》、《左传》、《吕氏春秋》、《礼记》等，引有《尚书》佚 文一百六十多条。这些佚文和《今文尚书》一样具有重要的史料 价值。总而言之，《尚书》对于商周史的研究，最有参考价值的是 《商书》和《周书》、特别是《盘庚》与周初的一系列的诰辞，更 是了解商周史事的极为难得的宝贵记载。对于上古历史和夏史的 研究而言，《尚书》的《虞书》和《夏书》保存了不少古代传说， 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时代悬隔。所以，《尚书》的不少篇 章诘屈聱牙，素以难读著称。清代学者孙星衍博采当时经学和小 学的研究成果，撰成《尚书今古文注疏》，是较完备的注释本。 (二)《周易》。《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 四卦，每卦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五千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 的，它不仪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 ·29·
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如王亥“丧羊 于易”(《大壮》)、“高宗伐鬼方”〔《既济》)、“帝乙归妹以祉” (《泰》)等。《周易》的“传”，包括系辞、说卦等十个部分，旧 称“十翼”，是东周时人所写的对《易经》的解释，基本上是东周 时代哲学思想的反映。《十三经注疏》所载《周易正义》是魏王弼、 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的合编本。 (三)《诗经》。《诗经》原只称《诗》，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后， 始称《诗经》。汉初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二家，都立于学 官，毛公亦传《诗经》，未得立。后来，三家诗亡缺，毛诗独传， 因此《诗经》又称《毛诗》。东汉末，郑玄为《诗经》作《笺》。唐 初，孔颖达作《正义》，凡四十卷，共305篇，今《十三经注疏》 所载《诗经》即此。《诗经》诸篇时代早晚不-~，从周初至春秋中 期，约五百余年，《诗经》广泛地反映了先秦时代的社会风貌。大 雅和豳风中的多数篇章产生于西周，叙述了周族起源和周王朝建 立及兴盛的历史，反映了周代农业、征伐等社会生活情况。小雅 是两周之际和东周时的诗篇，主要反映了当时政治废弛、贵族昏 聩、民众疾苦的情况。周颂和鲁颂是贵族祭祀时的庙堂乐歌，商 颂是春秋时代宋国宗庙祭祀乐歌。国风部分主要反映了东周时期 各地的社会生活、农业生产、婚姻恋爱和风俗民情。总之，《诗 经》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研究先秦史的极为珍贵的 史料。 (四)《左传》。相传北书是春秋时期的左丘明所撰写的，但根 据内容和年代等情况分析，一般认为它是由战国时期的学者整理 加工而编定的。《左传》以《春秋经》的编年为纲，起自鲁隐公元 年，终于鲁悼公四年，比《春秋经》的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多出十 七年。《左传》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最重要的史料，它详细、真 实地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除此以外，《左传》还对春秋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