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 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路北, 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 河沿路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 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 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 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 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一一兼容 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 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 定并不这样说,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 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 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 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 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 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 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 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 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査。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 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 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 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 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 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 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 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 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 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 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 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 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 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 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 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 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 无臭,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 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路北， 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 河沿路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 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 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 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 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 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 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 定并不这样说，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 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 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 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 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 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 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 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 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 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 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 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 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 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 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 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 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 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 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 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 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 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 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 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 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 无臭，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
敢西服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学校迁往西南,同清 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学校返回旧居,一切支离破碎。我有时想到 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来串门, 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 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 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 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 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 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 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 微笑,而散。我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 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 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 空气。这类故事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我到北京大学是30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 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 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 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著作 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 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 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 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 问题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旧,二“老” 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 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 教授会(现在名教硏室或教员休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 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 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 那是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 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开 写信反对: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 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 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
敢西服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学校迁往西南，同清 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学校返回旧居，一切支离破碎。我有时想到 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来串门， 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 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 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 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 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 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 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 微笑，而散。我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 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 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 空气。这类故事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我到北京大学是 30 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 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 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 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著作 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 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 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 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 问题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旧，二“老” 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 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 教授会（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休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 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 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 那是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 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 abcd 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开 写信反对；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 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 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
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 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 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教师之间如此。教师学生之间也是如此,举两件为例。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 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 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 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 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 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 北大真不愧为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 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 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 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 别人坚持己见。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 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 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 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 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不及格, 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 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 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 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 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 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点滴一谈散漫,二谈严正;还可以再加一种,谈容忍。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六年走入 北京大学的,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有,口才差,讲不好也不成 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因为学生不只听,还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既有不买票的自 由,又有喊倒好的权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真是面目一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 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自然,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只要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 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学生都不会喊倒好,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 相扰。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 一件,是英文组,我常去旁听。一个外国胖太太,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课讲得不坏, 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 出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因为是“老”师,而且 在课堂。我第一次看见,简直有点愕然;及至看看别人,都若无其事,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是顾颉刚先生,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禹贡》之类
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 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 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教师之间如此。教师学生之间也是如此，举两件为例。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 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 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 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 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 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 “北大真不愧为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 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 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 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 别人坚持己见。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 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 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 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 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不及格， 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 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 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 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 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 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点滴一谈散漫，二谈严正；还可以再加一种，谈容忍。我是在中等学校念了六年走入 北京大学的，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没有相当的学识不成；有，口才差，讲不好也不成； 还要有差不多的仪表，因为学生不只听，还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既有不买票的自 由，又有喊倒好的权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真是面目一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 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自然，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只要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 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学生都不会喊倒好，因为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 相扰。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 一件，是英文组，我常去旁听。一个外国胖太太，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课讲得不坏， 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 出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因为是“老”师，而且 在课堂。我第一次看见，简直有点愕然；及至看看别人，都若无其事，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是顾颉刚先生，那时候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禹贡》之类
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凡是翻过《古 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 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 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 大家就处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专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为他是一桩公案的判决 者。这是有关《红楼梦》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红楼梦》,早期有“索隐”派,如 王梦阮,说《红楼梦》是影射淸世祖顺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给冒辟疆的 董小宛。这样一比附,贾宝玉就成为顺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说来活 灵活现,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声不响,写了《董小宛考》,证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启四年, 比顺治大十四岁,董小宛死时年二十八,顺治还是十四岁的孩子。结果判决:不可能。我是 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的课的。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是既不 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的讲课, 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 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 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 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 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讲目录学的伦哲如(明)先生。他知识丰富,不但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而且 据说见闻广,许多善本书他都见过。可是有些事却胡里胡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向来不 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也 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照例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铎(损,原写攻渎)先生。他年岁很轻就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 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骄傲,常常借酒力说怪话。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能背:诗写得 很好,可惜没见过。至于学识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过一种书,名 《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见过,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为标准衡之,恐怕不很高明 因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视很高,喜欢立异,有时异到等于胡说。譬如有一次,有人问他: “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答:“陶渊明。”他上 课,常常是发牢骚,说题外话。譬如讲诗,一学期不见得能讲几首:就是几首,有时也喜欢 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同学田君告诉我,他听林公铎讲杜甫《赠卫八处士》,结尾云 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许就是因为常常讲得太怪,所以到 胡适兼任系主任,动手整顿的时候,林公铎解聘了。他不服,写了责问的公开信,其中用了 杨修“鸡肋”的典故,说“教授鸡肋”。我当时觉得,这个典故用得并不妥,因为鸡肋的一面是 弃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无所谓的 最后说说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原名夏,据说因为庶出受歧视,想扔掉 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与鲁迅先生是同门之友,来往 很密,并劝鲁迅先生改钞古碑为写点文章,就是《呐喊·自序》称为“金心异”的(案此名 本为林琴南所惠赐)。他通文字音韵及国学各门。最难得的是在老学究的队伍里而下笔则诙 谐讽刺,或说嬉笑怒骂,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生
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凡是翻过《古 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总是意多而 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无论如 何，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我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 大家就处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专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为他是一桩公案的判决 者。这是有关《红楼梦》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红楼梦》，早期有“索隐”派，如 王梦阮，说《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顺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给冒辟疆的 董小宛。这样一比附，贾宝玉就成为顺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说来活 灵活现，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声不响，写了《董小宛考》，证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启四年， 比顺治大十四岁，董小宛死时年二十八，顺治还是十四岁的孩子。结果判决：不可能。我是 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的课的。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是既不 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远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的讲课， 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 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 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 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 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讲目录学的伦哲如(明)先生。他知识丰富，不但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而且， 据说见闻广，许多善本书他都见过。可是有些事却胡里胡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向来不 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也 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照例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铎(损，原写攻渎)先生。他年岁很轻就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 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骄傲，常常借酒力说怪话。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能背；诗写得 很好，可惜没见过。至于学识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过一种书，名 《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见过，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为标准衡之，恐怕不很高明， 因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视很高，喜欢立异，有时异到等于胡说。譬如有一次，有人问他： “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答：“陶渊明。”他上 课，常常是发牢骚，说题外话。譬如讲诗，一学期不见得能讲几首；就是几首，有时也喜欢 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同学田君告诉我，他听林公铎讲杜甫《赠卫八处士》，结尾云， 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也许就是因为常常讲得太怪，所以到 胡适兼任系主任，动手整顿的时候，林公铎解聘了。他不服，写了责问的公开信，其中用了 杨修“鸡肋”的典故，说“教授鸡肋”。我当时觉得，这个典故用得并不妥，因为鸡肋的一面是 弃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无所谓的。 最后说说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原名夏，据说因为庶出受歧视，想扔掉 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与鲁迅先生是同门之友，来往 很密，并劝鲁迅先生改钞古碑为写点文章，就是《呐喊·自序》称为“金心异”的(案此名 本为林琴南所惠赐)。他通文字音韵及国学各门。最难得的是在老学究的队伍里而下笔则诙 谐讽刺，或说嬉笑怒骂，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生
有口才,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我听了他一年课,照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 期终了考,他来了,发下考卷考题以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已的什么。考题四道 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反正没人看。我照样做了,到下课,果然见钱 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学饺 为此刻一个木戳,上写“及梧”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 这个办法,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那是在燕京大学兼课,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 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学校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先生 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这次争执如何了结,因为没有 听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说。总之可证,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 容易的。 如果问,你认识钱三强吗?大家都会说认识,他是居里夫妇的学生,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 著名科学家。如果问,你认识钱三强的父亲吗?人们大多会摇摇头,露出迷茫的神情。钱三 强的父亲就是钱玄同 钱玄同现在的名气和影响赶不上钱三强,是因为当代中国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力以求得国 内昌盛;而在一个世纪之前,当现代中国需要文化的化蛹成蝶,以摆脱愚盲和困顿时,钱玄 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丝毫不亚于“乃儿”。 钱家是浙江湖州的大户,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进士,同一科 上榜的还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伯父钱振伦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后来做了翁同 穌的姐夫。钱振常在北京当了几年小官,发觉远不如回乡教书有味,因为他教书教出了蔡元 培这样的学生。但他妻子死得早,几番颠沛,甚是落寞,南归后便娶了一房侧室。不久,就 有了钱玄同 钱玄同没法不让父亲在62岁那年生下自己,他能够诞生已属万幸。但他也多了两样附 加品,一是经常生病的身体:二是父亲超常的严教。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那几乎是一部 与病魔作斗争的历史——失眠、多汗、发寒热、神经衰弱、视网膜炎、心血管病等,他不跑, 不跳,走路小心翼翼,生怕踩上香蕉皮,四十岁过后就要用手杖。各种疾病在他的身体上狂 欢,钱玄同只是一个乖乖的看客,任它们把他的血气和精力渐渐蚕食殆尽:看得不耐烦的时 候,他就狂躁,容易激动和情绪化。他不是一个好性格的人,但严格的家教让他成长得别具 格,他一边成为摧枯拉朽的文化斗士,一边又是恭敬和顺的孝悌子弟 晚年得子,自然备受宠爱。父亲宠爱的方式往往是严,越严表明爱得越深,期待越高。 钱玄同三岁就必须站在书架旁诵读父亲写的一条条《尔雅》,有时读得他两腿僵直,无法走 路,由仆人抱回睡房里去 父亲把钱玄同管教到12岁,估计儿子的治学基础打得差不多了,旋即撒手人寰。长兄 钱恂和长嫂单士厘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钱恂是晚清最能干的外交人才,他将大量的西文知 识介绍到中国来,对金融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现代学科均有较深造诣,他自己最看重的是 家传的音韵学。音韵学后来也成为钱玄同的主要治学方向 长兄如父,何况他比钱玄同大了33岁,各方面亦足可为父。严兄慈嫂,使钱玄同成长
有口才，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我听了他一年课，照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 期终了考，他来了，发下考卷考题以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已的什么。考题四道， 旁边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反正没人看。我照样做了，到下课，果然见钱 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学饺 为此刻一个木戳，上写“及梧”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 这个办法，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那是在燕京大学兼课，考卷不看，交与学校。学校退回， 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学校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先生 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这次争执如何了结，因为没有 听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说。总之可证，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 容易的。 如果问，你认识钱三强吗？大家都会说认识，他是居里夫妇的学生，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 著名科学家。如果问，你认识钱三强的父亲吗？人们大多会摇摇头，露出迷茫的神情。钱三 强的父亲就是钱玄同。 钱玄同现在的名气和影响赶不上钱三强，是因为当代中国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力以求得国 内昌盛；而在一个世纪之前，当现代中国需要文化的化蛹成蝶，以摆脱愚盲和困顿时，钱玄 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丝毫不亚于“乃儿”。 钱家是浙江湖州的大户，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是同治十年（1871 年）的进士，同一科 上榜的还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伯父钱振伦是道光十八年（1838 年）进士，后来做了翁同 龢的姐夫。钱振常在北京当了几年小官，发觉远不如回乡教书有味，因为他教书教出了蔡元 培这样的学生。但他妻子死得早，几番颠沛，甚是落寞，南归后便娶了一房侧室。不久，就 有了钱玄同。 钱玄同没法不让父亲在 62 岁那年生下自己，他能够诞生已属万幸。但他也多了两样附 加品，一是经常生病的身体；二是父亲超常的严教。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那几乎是一部 与病魔作斗争的历史——失眠、多汗、发寒热、神经衰弱、视网膜炎、心血管病等，他不跑， 不跳，走路小心翼翼，生怕踩上香蕉皮，四十岁过后就要用手杖。各种疾病在他的身体上狂 欢，钱玄同只是一个乖乖的看客，任它们把他的血气和精力渐渐蚕食殆尽；看得不耐烦的时 候，他就狂躁，容易激动和情绪化。他不是一个好性格的人，但严格的家教让他成长得别具 一格，他一边成为摧枯拉朽的文化斗士，一边又是恭敬和顺的孝悌子弟。 晚年得子，自然备受宠爱。父亲宠爱的方式往往是严，越严表明爱得越深，期待越高。 钱玄同三岁就必须站在书架旁诵读父亲写的一条条《尔雅》，有时读得他两腿僵直，无法走 路，由仆人抱回睡房里去。 父亲把钱玄同管教到 12 岁，估计儿子的治学基础打得差不多了，旋即撒手人寰。长兄 钱恂和长嫂单士厘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钱恂是晚清最能干的外交人才，他将大量的西文知 识介绍到中国来，对金融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现代学科均有较深造诣，他自己最看重的是 家传的音韵学。音韵学后来也成为钱玄同的主要治学方向。 长兄如父，何况他比钱玄同大了 33 岁，各方面亦足可为父。严兄慈嫂，使钱玄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