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客》看文化认同的危机及其他 一—张小雨5070919022 人文学院 对于有着复杂文化背景和生存体验的作家，而写作又是在一个 多重的文化氛围中进行，白先勇及其作品本身已经构成20世纪中国 文学的一个极富意义内涵的被追寻对象。他的《纽约客》是一部短篇 小说集子，完成在美国，产生于作家留美初期的“认同危机”[1] 时，包含着对自己身份思索的努力。作家的心态为文本的诠释提供了 一个有效的线索，我们发现，认同上的危机的确大大拓展了文本的 内涵层面。为读者呈现一个认同的意义结构。“文学与思想，其实是 对于世界的同一种构造的不同面相”[2]，为此，我们决定首先援 引文化身份理论，廓清认同主体在多种文化冲突间的抉择，细细描 摹他们的生存模式和精神状态，进而透过文化表象，追溯至人性深 处，为人物生存困境寻求更有说服力的逻辑解释，展示“文学作为生 存本体的言说”[3]之功能，从而将文本的意义层次延宕至更为广泛 的人文关怀之上，完成对这一特殊环境下和普遍意义中的人群的生 存体验之触摸。 一、文化身份：也可以作为一种解读 尽管主体的概念早在罗兰·巴尔特那里已被消解在符码的一种交 汇中，又被马克思主义者解释为经济环境的一个产物，以及后来的 福柯等人的进一步打碎和消解，但是主体是否可以作为衡量行动、思 想的最终的标准？这个问题在全球化背景和后殖民理论下有了新的 反思认识。佛克马、蚁布思这样认为：“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
从《纽约客》看文化认同的危机及其他 ——张小雨 5070919022 人文学院 对于有着复杂文化背景和生存体验的作家, 而写作又是在一个 多重的文化氛围中进行, 白先勇及其作品本身已经构成20世纪中国 文学的一个极富意义内涵的被追寻对象。他的《纽约客》是一部短篇 小说集子, 完成在美国, 产生于作家留美初期的“认同危机”[1 ] 时,包含着对自己身份思索的努力。作家的心态为文本的诠释提供了 一个有效的线索, 我们发现, 认同上的危机的确大大拓展了文本的 内涵层面。为读者呈现一个认同的意义结构。“文学与思想, 其实是 对于世界的同一种构造的不同面相”[2 ] , 为此, 我们决定首先援 引文化身份理论, 廓清认同主体在多种文化冲突间的抉择, 细细描 摹他们的生存模式和精神状态, 进而透过文化表象, 追溯至人性深 处, 为人物生存困境寻求更有说服力的逻辑解释, 展示“文学作为生 存本体的言说”[3 ]之功能, 从而将文本的意义层次延宕至更为广泛 的人文关怀之上, 完成对这一特殊环境下和普遍意义中的人群的生 存体验之触摸。 一、文化身份: 也可以作为一种解读 尽管主体的概念早在罗兰·巴尔特那里已被消解在符码的一种交 汇中, 又被马克思主义者解释为经济环境的一个产物, 以及后来的 福柯等人的进一步打碎和消解, 但是主体是否可以作为衡量行动、思 想的最终的标准? 这个问题在全球化背景和后殖民理论下有了新的 反思认识。佛克马、蚁布思这样认为: “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
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 的。”[4]文化身份有了可被寻求的意义和标准，这一命题便可以由 此“诉诸文学和文学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 质特征”[5]。“它是将大的语境与具体的文本结合起来，其中又可 融入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批评方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 角度[6]。在这套批评话语下，跨文化语境的写作成为被着重关注的 对象，研究异质文化环境下主体如何维系或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等 等。而白先勇作为一个华人作家，生活在西方的语境之中，认同问题 必然因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而分外突出，构成一个复杂深邃的 人文景观一一一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观念已然交织成为 复杂多元的文化状态。文化身份的定位为我们寻求人物行为的逻辑提 供了重要的依据，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 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7]文化系统 是一个有意义的空间，它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展示 那些从困境中产生的问题，以此来回答人类面对的难以逃避的疑问。 (一)多元对立的冲突：《纽约客》中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体现在 民族身份的定位上。泰纳指出，文学的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时 代三种力量。可见外部的势力对于文学的内容占有相当的支配作用。 而同时“文学不仅仅是个人想象的作用，不是孤立的，激动人心的奇 想，而是生活方式的再现，某种心理的体现。”[8]这些在《纽约客》 中都同样得到了展示。在这些漂泊于异质文化背景中的人物心灵里， 感受到的第一个冲突即是自身种族与外部环境的不协调、时代与自我
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 的。”[4]文化身份有了可被寻求的意义和标准, 这一命题便可以由 此“诉诸文学和文学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 质特征”[5] 。“它是将大的语境与具体的文本结合起来, 其中又可 融入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批评方法, 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 角度[6]。在这套批评话语下, 跨文化语境的写作成为被着重关注的 对象, 研究异质文化环境下主体如何维系或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等 等。而白先勇作为一个华人作家, 生活在西方的语境之中, 认同问题 必然因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而分外突出, 构成一个复杂深邃的 人文景观———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观念已然交织成为 复杂多元的文化状态。文化身份的定位为我们寻求人物行为的逻辑提 供了重要的依据, 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 程提供解释系统, 帮助他们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7] 文化系统 是一个有意义的空间, 它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 展示 那些从困境中产生的问题, 以此来回答人类面对的难以逃避的疑问。 (一)多元对立的冲突:《纽约客》中文化认同, 最明显的体现在 民族身份的定位上。泰纳指出, 文学的发展, 决定于种族, 环境, 时 代三种力量。可见外部的势力对于文学的内容占有相当的支配作用。 而同时“文学不仅仅是个人想象的作用, 不是孤立的, 激动人心的奇 想, 而是生活方式的再现, 某种心理的体现。”[8]这些在《纽约客》 中都同样得到了展示。在这些漂泊于异质文化背景中的人物心灵里, 感受到的第一个冲突即是自身种族与外部环境的不协调、时代与自我
的某种断裂、个人的调适能力不断地得到考验。体现在民族认同上， 即是民族身份因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精神力量的对抗而处于焦虑 境地。对于这些生在中国来到美国的年轻人来讲，西方的文化成规被 移入已有的文化成规（诸如儒家文化传统伦理和道德观念、农业文明 的生活模式)中，遂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民族身份认同在焦虑和 痛苦中遭遇着重建和扬弃。按照萨义德的身份建构理论，这将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各种力量在其中此消彼长，涌动不息，而文本也因此 获得了巨大的张力空间，情感以及意义的内涵得到极大的拓展。 《芝加哥之死》是最早的一篇、典型的20世纪留学生小说：一个 普通中国青年，为着对留学的执着，抛下老母，舍弃女友，在如愿 以偿之后，终竞因苦闷而死于自杀。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便是焦虑 和绝望，这种绝望和焦虑便直接地来自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主人公身 在芝加哥，学问在芝加哥，向往在芝加哥，而芝加哥于他不过是“一 个纯粹的地理名词”，犹如放逐之地。在这里，他“失去了方向观念”， “失去了定心力”，“茫然不知何去何从”[9]。事实上，内化了的 文化成规与外部的现实的文化压力在其思想中形成了悖论的两极。主 人公吴汉魂强烈地感受到了内外的夹击之力：依从于民族身份的召 唤，梦想便无法实现；而若皈依于西方文化，又将与自身文化产生 根本抵触。欲舍弃而不能，欲向往而不得。最终他只有放弃肉体的依 附，而以决绝的态度拒绝了这混乱的内外世界。 在接下去的《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日》、《谪仙记》等 篇中，身份的诉求又得到进一步的冷静描述和强化。《安乐乡的一日》
的某种断裂、个人的调适能力不断地得到考验。体现在民族认同上, 即是民族身份因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两种精神力量的对抗而处于焦虑 境地。对于这些生在中国来到美国的年轻人来讲, 西方的文化成规被 移入已有的文化成规(诸如儒家文化传统伦理和道德观念、农业文明 的生活模式) 中, 遂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民族身份认同在焦虑和 痛苦中遭遇着重建和扬弃。按照萨义德的身份建构理论, 这将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 各种力量在其中此消彼长, 涌动不息, 而文本也因此 获得了巨大的张力空间, 情感以及意义的内涵得到极大的拓展。 《芝加哥之死》是最早的一篇、典型的20世纪留学生小说: 一个 普通中国青年, 为着对留学的执着, 抛下老母, 舍弃女友, 在如愿 以偿之后, 终竟因苦闷而死于自杀。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便是焦虑 和绝望, 这种绝望和焦虑便直接地来自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主人公身 在芝加哥, 学问在芝加哥, 向往在芝加哥, 而芝加哥于他不过是“一 个纯粹的地理名词”, 犹如放逐之地。在这里, 他“失去了方向观念”, “失去了定心力”,“茫然不知何去何从”[9 ] 。事实上,内化了的 文化成规与外部的现实的文化压力在其思想中形成了悖论的两极。主 人公吴汉魂强烈地感受到了内外的夹击之力: 依从于民族身份的召 唤, 梦想便无法实现; 而若皈依于西方文化, 又将与自身文化产生 根本抵触。欲舍弃而不能,欲向往而不得。最终他只有放弃肉体的依 附, 而以决绝的态度拒绝了这混乱的内外世界。 在接下去的《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日》、《谪仙记》等 篇中, 身份的诉求又得到进一步的冷静描述和强化。《安乐乡的一日》
中的依萍，这种矛盾就具体地体现在她和她的女儿宝莉之间。固守民 族身份的依萍本打算把女儿也“训练得跟自己一样：一个规规矩矩的 中国女孩”[10]。然而，与自己亲生骨肉之间的巨大的文化鸿沟，却 将她无情地隔在了另一岸。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已经颠覆了传统的有关 家庭伦理观念。同样，这种认同上的矛盾差异也在《上摩天楼去》中 有所体现。玫伦和玫宝曾经是一对相依为命亲密无间的姐妹，可几年 后姐妹在美国的相见竟已形同陌路。这里也存在着一个文化上的差异， 一个身份上的错位。二人认同的依托主体已经迥异，因此才导致了这 样的无言结局。 (二)作家的认同情怀：在本土一一一西方，民族一一一异族的 二元对立和冲突中，又交织着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观念之间的矛盾 和对抗。在中国相对落后的传统农业文明与美国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 之间，也形成了一个有阐释意义的维度，包容着自老舍《二马》之后 的留学生题材的解释空间。这种来自《纽约客》中人物的认同矛盾和 冲击也和这一时期作家本人的认同危机息息相关，和他个人的身世 家世之感密不可分。白先勇于第一代出国潮中而留美深造的。当时他 正处在丧母新痛之中，“心境是苍凉的”[11]，而且初到美国，“受 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12]。在《纽约客》的 扉页上，白先勇曾引用唐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来表现这种失落 的心境和空洞的悲哀，表达这种时代性的断伤，以及现代人的无根之 感。“地球表面，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他们渴望找寻家 的感觉，而事实上，“家”在现代人的体验中，是种消逝了的精神空
中的依萍, 这种矛盾就具体地体现在她和她的女儿宝莉之间。固守民 族身份的依萍本打算把女儿也“训练得跟自己一样: 一个规规矩矩的 中国女孩”[10] 。然而, 与自己亲生骨肉之间的巨大的文化鸿沟, 却 将她无情地隔在了另一岸。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已经颠覆了传统的有关 家庭伦理观念。同样, 这种认同上的矛盾差异也在《上摩天楼去》中 有所体现。玫伦和玫宝曾经是一对相依为命亲密无间的姐妹, 可几年 后姐妹在美国的相见竟已形同陌路。这里也存在着一个文化上的差异, 一个身份上的错位。二人认同的依托主体已经迥异, 因此才导致了这 样的无言结局。 (二)作家的认同情怀: 在本土———西方,民族———异族的 二元对立和冲突中, 又交织着传统与现代, 现实与观念之间的矛盾 和对抗。在中国相对落后的传统农业文明与美国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 之间, 也形成了一个有阐释意义的维度, 包容着自老舍《二马》之后 的留学生题材的解释空间。这种来自《纽约客》中人物的认同矛盾和 冲击也和这一时期作家本人的认同危机息息相关, 和他个人的身世 家世之感密不可分。白先勇于第一代出国潮中而留美深造的。当时他 正处在丧母新痛之中,“心境是苍凉的”[11] , 而且初到美国, “受 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12] 。在《纽约客》的 扉页上, 白先勇曾引用唐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来表现这种失落 的心境和空洞的悲哀,表达这种时代性的断伤, 以及现代人的无根之 感。“地球表面, 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 他们渴望找寻家 的感觉, 而事实上, “家”在现代人的体验中, 是种消逝了的精神空
间和精神记忆，正如白先勇自己所说：“台北是我最熟悉的一一一真 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一一一可是，我不认为台 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一一一 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 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而是…所有关于中国记忆的总 和。”[13] (三)多重文化幻象下的生存：佛克马、蚁布思曾否定了单纯的 研究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相反，他们认为在文化移入时，有意义 的是“在某些被采用、坚持以及在一定时间内将会被摈弃的成规这一 更为具体化的层面上来研究文化移入的渐进过程。”生活在异质文化 环境中的“纽约客”，大都出生在国内，先天习来的是华夏民族的文 化成规，出国之后，又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我们暂且抛开这种文化移 入是失败还是成功，先看其在具体层面上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和张力， 无一不是双重的幻灭和双重的绝望。对于生活在两难中的《纽约客》 人来讲，两种文化皆是幻象，因为都无可依托。于吴汉魂，芝加哥如 同一个虚幻的梦，他进入了一个幻象的世界，而故国则是一个可怕 的梦魇，吞噬着他心里最坚固的部分。于依萍，安乐乡处处透着不真 切的味道，真假难辨，而祖国则是早已过时的记忆。在《安乐乡的一 日》开头的环境描写中，明显是依萍的眼睛在引导我们，去感受环境 给人的“不真切性”。在这种双重的文化幻象下，自我暂时失去了存 在的依托，游走在两种势力的夹缝中，承受着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 直至被打入焦虑的痛苦的孤独的深渊。吴汉魂是第一位孤独者。他原 是一个勤奋苦干的青年学生，单身一人居住在老公寓的地下室里，在
间和精神记忆, 正如白先勇自己所说:“台北是我最熟悉的———真 正熟悉的, 你知道, 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 我不认为台 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 在美国我想 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而是⋯⋯所有关于中国记忆的总 和。”[13] (三)多重文化幻象下的生存: 佛克马、蚁布思曾否定了单纯的 研究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 相反, 他们认为在文化移入时, 有意义 的是“在某些被采用、坚持以及在一定时间内将会被摈弃的成规这一 更为具体化的层面上来研究文化移入的渐进过程。”生活在异质文化 环境中的“纽约客”, 大都出生在国内, 先天习来的是华夏民族的文 化成规, 出国之后, 又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我们暂且抛开这种文化移 入是失败还是成功, 先看其在具体层面上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和张力, 无一不是双重的幻灭和双重的绝望。对于生活在两难中的《纽约客》 人来讲, 两种文化皆是幻象, 因为都无可依托。于吴汉魂, 芝加哥如 同一个虚幻的梦, 他进入了一个幻象的世界, 而故国则是一个可怕 的梦魇, 吞噬着他心里最坚固的部分。于依萍, 安乐乡处处透着不真 切的味道, 真假难辨, 而祖国则是早已过时的记忆。在《安乐乡的一 日》开头的环境描写中, 明显是依萍的眼睛在引导我们, 去感受环境 给人的“不真切性”。在这种双重的文化幻象下, 自我暂时失去了存 在的依托, 游走在两种势力的夹缝中, 承受着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 直至被打入焦虑的痛苦的孤独的深渊。吴汉魂是第一位孤独者。他原 是一个勤奋苦干的青年学生, 单身一人居住在老公寓的地下室里,在